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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 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针对自1955年底以来经济建设中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中共八大确定，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是我党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经验。这个方针保证了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这个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坚持下去，1958年的“大跃进”是更为严重的冒进，给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上长期没有明确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消灭商品经济的尝试失败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发表了关于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新观点。归纳毛泽东发展商品生产的观点，主要有：

　　1．分析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毛泽东认为，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跟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2．中国商品生产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商品生产比印度、巴西还落后，粮食和经济作物等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农民货币收入很少，生活难以改善。因此，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3．针对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4．应该充分利用商品生产这一有利工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特别从广大农民出发论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如：通过交换获得货币收入，换回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农民不能剥夺，通过等价交换可以团结农民，正常地进行城乡经济交流，工农联盟才能巩固。

　　5．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主要前提，其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品生产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它们并不是永生不灭的历史范畴，将来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发展所突破，从而退出历史舞台。

　　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价值规律在我国还起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他对价值规律的认识：

　　1．价值规律是客观经济规律，不能违背，只能利用。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有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2．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和生产领域内也发生作用。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

　　3．提出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要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只有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和计划工作，才算真正掌握了价值规律的真谛，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工作。

　　总之，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仅是资本主义及以前小商品生产的重要经济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重要规律，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仍起广泛的作用。毛泽东从经济规律的相互联系中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显然已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二、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一）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1、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便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的主体提出来的，并通过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来实现。

　　2、实现中国工业化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首先，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问题。他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发展重工业的关系，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这就提出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次，要正确处理其他一些关系，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3、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意义：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以苏联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建国以后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工业化指出了正确方向；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重点，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指出，是50年代我国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成果；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仍然是指导工业建设的正确方针。

　　（二）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方针。到60年代，毛泽东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三、 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构想

　　（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1、在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针对学习苏联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即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计划过高等问题，中共中央在1956年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方针。

　　1956年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再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除毛泽东外，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有思考，都谈到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可以允许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子恢最早提出农村承包责任制。到60年代初，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对农村的“包产到户”责任制都表示赞成。

　　2、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针对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党的八大后，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完成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的起草任务。其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强调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称之为“鞍钢宪法”），作为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针。经过许多大型企业试行后，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了这个管理制度，并确定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有效形式。这就把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思想加以制度化。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构想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在发言中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该构想的提出，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组织原则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大的召开和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它充分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能充分发扬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因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这个根本性质决定了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特别是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的实质。

　　2．它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既可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民主作出决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使各个国家机关合理分工，各司其职。

　　3．它有利于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便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形式。

　　4．它采取协商和表决相结合的原则，有利于保证国家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论据和基本内涵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已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纳入新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会议选举产生的新中国政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

　　（二）、我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提出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

　　（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基本依据

　　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首先，我国的民主党派与欧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其次，在过渡时期，它们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最后，随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完成，各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这时民主党派的性质实际上已经开始变成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党。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以苏为鉴，在思考关于民主党派的问题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执政地位使共产党面临新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需要诤友忠言。

　　（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基本内涵

　　第一、所谓“长期共存”，是指一切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都可以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第二、所谓“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监督共产党的主要是劳动人民和赏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利。第三、长期共存就是为了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确立，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这一开创性工作的重要成果，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指明了方向。

　　三、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能否正确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极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制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照搬苏联实行联邦制的做法，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点：

　　第一、它有利于保障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第二、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相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三、它有利于调动全国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四、它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第五、它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冲击。

　　总之，这个制度的施行，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充分发挥各民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1、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2、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依据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区和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地方性的内部事务。

　　3、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一切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指导地位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必然的选择。

　　2．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新中国建国的立国之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作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思想工作的根本指针。能否坚定自觉做到这一点，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弘扬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要繁荣发展我国的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保证我们的文化健康发展。

　　4．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做到两条：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二是必须紧密结合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发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为了促进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具体内涵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第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第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第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第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阐明了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的正确态度和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古为今用”是对待历史和传统的方针。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 ，决不能割断历史。对待传统文化要做具体分析，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同时，在继承我们民族丰富的遗产时，不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要剔除其中带有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中民主性的精华，作为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之用。

　　“洋为中用”是对待外国文化的方针。对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我们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照搬。“一概排斥”是错误的，“全盘西化”也是错误的。

　　五、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一）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现代科学正在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现在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文化、愚昧无知的命，为此，要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要有计划的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56年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1年7月，党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意见》，科学工作者称之为“科学工作的第一部宪法”。

　　（二）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党的八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知识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的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强调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院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12年规划，争取许多重要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培养和造就大批专门人才的基础。毛泽东强调，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要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和造就大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三节、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重任务。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标志着国防现代化取得了重要成果。

　　（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过程中，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摸索了一条在经济不发达国家进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路，形成了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即必须使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了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的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为了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其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五项原则中的核心和基础。这些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并且在1954年4月29日把这些原则写进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缅甸时，在中印、中缅双方总理联合声明中不仅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且正式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的提出，迅速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拥护和赞同，在国际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独立自主是指每个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结盟的时候，还是70年代与美国保持某种反苏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时期，我们都没有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也尊重他国人民的独立自主和道路选择。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国家利益中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三）“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1974年2月，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除日本）、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

　　“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第二、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第三、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更稳妥的现实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

　　（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威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发展经济，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就决定了我国要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2．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导致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仅直接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难以数计的损失，而且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环境，延缓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导致的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资源压力。所以，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3．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能持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

　　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即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倡议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即只要台湾回到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尊重台湾当局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指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都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相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只是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实现。进入80年代以来，大陆明确提出“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同时，针对外国势力干涉和台湾独立的阴谋，我们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第四节、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一、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一）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党的建设就面临着新的考验：党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防止因执政而增加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总之，要解决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就思考共产党能否保持自身先进性问题。1945年7月，正在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及时告诫全党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不要被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所打中击倒。他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全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

　　（二） 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执政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外的监督。

　　执政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外的监督，作为执政党必须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容易出现高高在上、心中无数、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在执政党内，在国家机关内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

　　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八大针对党在执政后出现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同人民群众关系紧张的状况，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多次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严厉的抨击。1963年5月，周恩来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决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反对官僚主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必须要接受来自党内外的监督。邓小平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三）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面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为了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反修防修、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使中国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百年大计提出的。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条标准，既包括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又包括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这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经验总结。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1958年，毛泽东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和群众中去，才能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

　　新形势、新任务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保证我们党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工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是党团结和带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战略方针。

　　（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毛泽东强调要在全党的全国人民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极端负责以及艰苦奋斗等思想和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