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石茗报道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股出国热潮卷走了诸多学子。他们带着憧憬远渡重洋，开始了圆梦旅程。若干年后，走过了人生积累期，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开始了回归的旅程。

　　随着诸多国际顶级企业的纷至沓来，国内高学历人才显得异常奇缺，供不应求的状况曾使得海归派炙手可热。如今，本土高学历人才巨增，整个社会对海归派的认识也越来越趋理性，他们在国内生活和工作的优势渐次褪去。特别是一些女海归，这一局面让她们喜忧参半，一系列的碰撞和震惊，更让她们几乎没了方向。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她们被困惑、迷茫缠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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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后，语言出问题了

　　顾小姐31岁，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3年

　　记得回国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说，当心回国后有“逆向文化震惊”，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文化。当时我的感觉就很奇怪，我本来就是中国人，难道还需要适应自己国家的文化？但回来后的结果却发现，这种适应完全需要。

　　首先是语言。回国后不久，一次参加同学的聚会，多年不见，无比亲切，彼此交谈着分开后的生活种种。突然，有个同学冷不丁问了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ncredibl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愣了。一时半会，怎么都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说明。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钟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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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就变成“海待”了

　　陈小姐30岁，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2年

　　28岁那年，陈小姐终于下决心去英国留学。两年后取得剑桥大学硕士文凭后，她回国了。现在陈小姐在上海已经找了半年多的工作了，至今未有着落。没回来前虽然也想到海归可能已经不太稀罕，但不知问题如此严重。现实令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她兴冲冲地跑去上海各种大小型的招聘会，一开始还直奔大型外企，但不久就发现这些公司都是很现实的，凡能用本地毕业的本科生完成的工作，就绝对不用海归的硕士博士。因为海归实际工作经验毕竟不多，一样需要公司从头开始培训，但薪水却要高于本地生。那他们还不如用些大学本科生，既可节省支出，比较稳定，还方便管理呢。

　　而一些中小型企业，也未必会对“海归”看高一眼。在求职外企不成后，陈小姐就试着和几家中小企业商谈。他们首先表示希望引进高技术的人才来帮助他们管理，但同时也担心“小庙容不下高僧”，海归不一定会满足于他们开出的待遇，在公司里待不久。

　　的确，陈小姐扪心自问，如果花费二三十万出国读了两年书，回来的待遇却和大学本科生差不多，那怎么对得起父母投下的血汗钱呢？更何况背着那个名为海归的沉重枷锁，怎么能低下头来？

　　所以在找工作的这几个月里她非常苦闷、后悔，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出国，若留在国内工作，那么凭着几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或许能比现在的自己不上不下为好……陈小姐不禁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