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 掌上灵通发展到今天，做得非常成功，和杨总的努力和个人一些特质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杨总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们先回顾一下。1983年杨镭毕业生清华大学机电系，获得博士学位，在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88年在北京中关村创办电脑公司，89年任亚太地区总经理，95年任美国波士顿技术公司STI公司的CEO，99年在美国创办网络情报公司任董事会主席兼CEO，03年任掌上灵通公司的CEO。可以看出您个人职业生涯非常丰富，曾经有过很多次的创业，在很多公司做过重要的职位，您任何评价您自己到目前为止，可以说非常成功，但又非常曲折的职业生涯。

　　　　 杨镭 ： 我在职业上不是很安分的一个人，我总要寻求挑战，这种挑战使我觉得老能使我觉得充满激情，老能使我充满干劲，恨不得一天有时候睡四个小时觉我也不累，一旦我投入以后，我会觉得特别，中国人爱说工作狂，我不是工作狂，但是我确实喜欢我干的事情。虽说我今天是很大公司的CEO，从行业定义来讲叫职业经理人，但我觉得我身上更多的东西，或者更喜爱的东西叫创业家，自己去创业，从一个想法，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把这个现实变成是一个市场和人们或人类愿意用的，在整个过程中是一种，我可以说是人生在职业里面最大的挑战，也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当你投入到这种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工作特别愉快，特别有干劲。

　　　　 主持人 ： 您是在享受整个创业的过程，是吗？

　　　　 杨镭 ： 对。

　　　　 主持人 ： 在这其中，您认为创业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您都会感觉到有成就感吗？

　　　　 杨镭 ： 没错，其实在创业过程中，一个人你是这种心态，或者这种愿望，你会对结果有时候稍微不是那么重视，当然结果最终啊，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你是一个商人，你对结果还是非常重视。但是作为创业家来讲，创业过程中有时候你对失败或者成功反而觉得不是那么重要，而你在享受创业过程中每一步。但这个享受其实是很艰难、很痛苦的，很折磨的，自己跟自己有时候会过不去，或者很挣扎，但是这种结合是很挣扎。

　　　　 主持人 ： 我们看您的创业以圆满结局告终，可以这样说您没有经历过失败？

　　　　 杨镭 ： 可以这样说。

　　　　 主持人 ： 您有没有想像过如果经历严重的失败，您会对您造成什么样的？

　　　　 杨镭 ： 其实我想过，很多事情在成功之前，其实往往都经过失败一种，有点像大家说的黎明前的黑暗，举个例子，在我第二次回国创业的时候，我住在很简陋宿舍楼里面，整整八个月时间一分钱收入没有，每天花钱，花原来积蓄的钱这样一天天过来。那时候往往你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到底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你所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被别人接受，你这个产品会不会被市场接受。这种挑战，某种程度上你说你成功了，其实在这个成功过程中有很多酸甜苦辣，你已经感受到了。

　　　　 主持人 ： 我知道杨总刚才讲的这段时间是他从美国回来之后进入在中国以STI公司的CEO身份回到了北京，这个公司挂靠在美国波士顿技术公司旗下的空壳？

　　　　 杨镭 ： 不能说空壳，应该说它在国内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公司当时实际上是得到美国波士顿公司资金上的投入，它是一个用公司注资的方式成立公司，但是由我来控股，由我来运行的公司。

　　　　 主持人 ： 回到北京之前您一直在香港INFA电信公司来做总经理，在当时做得非常好，收入非常可观，生活很稳定。又回到北京进入很艰苦的创业环境，我想很多人理解起这件事情来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您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当时您是如何下定这样的决心？您对自己充满信心，还是对创业这件事情有实在割舍不断的兴趣？

　　　　 杨镭 ： 你说的特别对，你把两点都说到了。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我特别想创业，如果退回一步讲，我是学工科出身，到硅谷以后一直做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当时有一件事情让我很苦恼，有一天我非得去创业，土话说做生意，让我写程序，我写程序你刚才讲尖端，我在公司叫做秘密武器小组里面研发，那也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当时非常热一个公司，研发这个公司下一代秘密武器产品，很多人来讲很羡慕，我每天写程序，我做的时候，我心里特苦恼，自己跟自己较劲，我怎么做这个，有一天我得做生意，我得去创业，这种愿望让我特别，别人说你是写程序，怎么可能做生意，当时已经有积蓄很强的愿望。到香港总经理这个过程，已经给了我一个契机，使我在职业上发生一种变化，从做纯技术，或者技术管理变成做生意。

　　　　 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当年波士顿技术公司出现的时候，这绝对是一个机会，我不管怎么说我得跳进去。当时我跳进去的时候其实我对市场的理解还是挺木的，我只是从香港飞到国内，为这件事专门来一次参加电信的会议，谈一谈，我凭我对市场的理解我蒙蒙胧胧感觉到这里有机会，一定要做，我就做了。

　　　　 当你讲信心，我当时已经做得很好，美国一些著名的杂志已经刊登我的一些照片，当时我跟我说给我自己一年时间，我就这么下去了，我做不成，我说我特别有信心，回到香港，那时候国外大型公司进入中国之前是先在香港落地，把总部设在香港，我当时就说，我就特有信心，一年之后做不成，我跟大公司说我做你公司总经理，首席什么我就有这把握，其实不就这么回事我一定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