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坛”系列协调人郭琼虎先生：

　　到场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北大讲坛第四十四讲”的演讲现场。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丁学良老师，他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以及大学制度等。有心的同学可能注意到了，丁老师最近就北大改革接受了很多主流媒体的专访，发表了很多深刻独到的见解，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丁学良老师来做一个题为《从行政主导到学术主导——一个关于大学制度演变的故事》的报告。

　　丁学良演讲：

　　感谢“北大讲坛”的组织者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虽然不是北大毕业的，但是我和北大还是有些缘分的，从1996年到1998年，我连续两年都是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就是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简称ANU）和北京大学交换项目的学者，所以我老住在勺园，对这周围的饭馆呀、小商店呀、啤酒店呀、茶座呀，都很熟悉。郭琼虎刚才告诉我今天晚上有三个很重要的报告会，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指望这个演讲室里会有很多人，我说你就放心好了，只要有十个人我都会认真讲下去，少于十个人我可能会马虎一点。今天晚上这里的听众是十个人的好多倍，所以我决不会马虎的。

　　我今天晚上做的这个报告，题目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为什么要把焦点放在从行政主导到学术主导的转变这个环节上面？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知道，在北大的改革中间，在国内其他高校的改革中间，真正的焦点啊，最后都聚在这方面，虽然有些话说得比较明白，有些话说得不是那么太明显，但这是一个根本的环节，就是我们想建立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是由什么来作主导？我下面的报告一共分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中，我会分段地介绍一下我亲自经历过的——虽然不是从头到尾，但经历了至少是百分之八十的——一所大学的体制演进，这就是香港科技大学。

　　这个大学体制的演变，因为是涉及到我自己的单位、我自己的工作环境，所以说它很多的细部，我在讲的时候，就做了些技术的处理，牵涉到具体的人、牵涉到具体的案例，就省掉了。但是我讲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都是事实，没有任何一点想象的成分。做这个报告的目的，很简单，虽然我人不在北大，暂时我人不在内地工作，但是我的心在内地的大学里。所以对中国内地的大学改革，我不仅仅是把它当作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应该关注的事情，我更是把它当作一个某种意义上的mission，就是传教士一样要做的事。我现在做其他的事情都是跟职业有关，就是所谓的occupation，是个饭碗，靠这个吃饭的。但对于内地的大学改革，我把它看作不仅仅是我的职业，它是我的志业，马克斯·韦伯讲的calling，像传教士的事业。(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1—10. 法国哲学家Jacques Derrida（雅克·德里达）在他于2001年9月中旬的上海之行所作的《Profession的未来或无条件的大学》的学术演讲里，对“志业”有非常激情的诠释。依据张宁翻译的节选。)我做这个报告的目的很明白，就是想给北大的改革以及国内其他重点高校的改革提供一个经验的参照。所谓经验的参照，就是我不讲空洞的理论，我只讲这个事情怎么做起来的，一个大学的体制怎么演变过来的。至于国内的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在多大的程度上允许这个经验的操作过程被吸收过来，那是下一步的事情，要在尝试中才能逐步知道的。

　　按照演讲会组织者的要求，我讲一个半小时，剩下的时间，诸位自由提问题。我会坦诚地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我一时应答不了，这儿有两位能来帮我的忙，一位是张维迎教授，一位是杨东平教授——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会来，刚刚才看到他们坐在那儿。张教授是你们北大的，杨教授是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他们坐在第一排，到时候我回答不出来的重要问题，我会请教他们。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地道，所以听不懂的地方你们可以随时举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