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体制演变的起始状况：制度性特点之一

　　我这里讲的大学体制演变的起点，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两三年时间里。在1980年代末，整个的香港，不是一所大学，整个香港的高等院校制度的基本架构是英国式殖民主义的。所谓英式殖民主义的，是说它既不完全等同于英国本土的大学制度，也不完全等同于在历史上或现实中所存在的其他殖民主义的模式，比如说，它跟澳门在葡萄牙殖民主义时期建立的大学制度在有些方面是不同的，更不同于当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亚洲的殖民地所建立的高校制度。相对来说，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大学体制里，英国式的最理性化（rationalized）。

　　这个英式殖民主义的大学制度在香港，它有三组基本的特点：

　　第一，它是挂靠在政府公务员系统上的。在这点上，与英国本土的大学制度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在座的人，特别是研究高教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近代引进西方大学制度的时候，基本上参照的也是这样一个挂靠在政府公务员制度上的大学教员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在1949年以前，我们统称之为“公教系统”，“公”是公务员，“教”是国立大学的教师。1946年以后在台湾，直到今天为止，也统称为“公教人员”，说明公立学校教师和公务员是属于一个类型的。这个制度基本上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本土的制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公务员制度是个等级分明的、步步升迁的架构，这种架构的设计者不是鼓励你有多少开创性的、突出的作为，而是很讲究你要照章办事，不要犯大的过错，就是不求有大功，但求无大错。

　　你只要循规蹈矩，通常也就会按照资历台阶（seniority），一步一步往上升。在这个制度之下，用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去概括，就是它的激励机制不怎么强。我在黑板上画的这个表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解释一下。在过去香港的英式公教人员的体制之下——这是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惯例，现在不完全是这样了——如果你拿到了西方大学的博士学位，进入香港的大学里来教书，资历的起点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B5。如果你进去教书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说你明年一定会拿到，你是个ABD (all but dissertation)，就是什么都有了，但是还没有博士学位，因为论文还没做成，那么你的起点可能在B4或者B3。

　　如果你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博士从B5开始做起，在“非资深教员”（junior faculty）的行列里最高可以升级到B15。你看，从B5到B15，十一个台阶，每三个台阶会有一个所谓的bar review，bar就是体育术语中跨栏跳的栏杆,有可能把你绊一个跟头。每隔三年的一次评鉴，这个时候就会对你过去三年的研究、教学，以及在学校里面的服务，做一个综合的评价。如果做得不好，就要被停在一个台阶上，等于留级，直到做出显著的改善，才能往上升一步。如果你做得不错，就等于跳过了一个栏杆，比如说从B7升到B8，或者是从B14升到B15。过了B15，就进入了“资深教员”（senior faculty）的行列，从A1到A10，又是十个台阶。我讲的这个bar review，每三年对A行列里的人照样要来一次。

　　从B15到A1，是一个大台阶，等于是从“一般干部”晋升到“领导干部”了。在非常一帆风顺的情况下，一个三十岁出头、有博士学位的人从进入大学教师队伍那年起，至少要经过二十一年，才能晋升到A10，这时候他或她就是五十来岁了。在过去的英国式的公务员制度下，五十五至六十岁就是正常退休的年龄，这也是香港的英式大学体制下教员的正常退休年龄。如果一个人的全部职业生涯中遇上几次“留级”就是“被bar”的情况——这也是相当正常的——，到了退休的年龄，也不一定能升到A10上。这就是典型的行政衙门，你往上爬嘛，一步一步地爬，每天来上班，每天来工作，不出格，不出大错，兢兢业业，一辈子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

　　这里讲的从B到A的二十几个台阶，是决定大学教员实际待遇的一套东西，是大学人事制度的“里子”；与此相关的，还有教员的头衔制度，是大学人事制度的“面子”。英国式的大学教员的头衔非常令人混淆，我对英国的名称制度长期搞不明白，直到我在香港工作了好几年，然后到澳大利亚做了几年，又回到香港，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奥妙。我在讲英国体制前，先讲美国的，因为美国的头衔体制比较简化，它的体制可以称为“三层加一帽”。第一层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你拿到了博士学位，到大学里当全职教员，你的起步头衔就是助理教授。然后呢，通常你做到六年左右，做得相当好，就会申请tenure review，叫做终身教职申请评鉴。如果你成功了，就得到了终身教职（tenured），那么你的头衔就会是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这是第二层。然后你再做五六年，做得很不错，你再申请一次升级，升到正教授（full professor），这就是第三层。

　　在一些非常有财力的美国私立大学里，在普通的正教授上面，还有一顶“帽子”，叫做chair professorship或者endowment professorship，一般翻译成“讲座教授”。越是有钱的私立大学，这样的讲座教授就越多，而且他们之间的区别也越大，因为这些“讲席”是个人、公司、团体甚至外国的政府等等捐款建立起来的。一个讲席建立的历史越悠久，它背后的捐赠基金越大，这个讲席就越尊贵、越荣耀。比如在美国最有钱的十多所私立大学里，讲座教授的类型和档次是相当多样化的。你一开始做讲座教授，那可能是一位不怎么出名的捐款人捐赠的不怎么大的一笔钱设立的。等你日后进一步成了全美国或者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术权威，你的讲座教授的头衔也会换，换到非常大的一笔捐款设立的讲席。(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有些私立大学里也设立了带有捐款人头衔的副教授教席，这样的职位，与普通的副教授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大学校方对捐款人表示谢意的一种正式方式。我2004年再次访问英国几所老牌大学的时候，发现它们也在学美国的风格，开始设立了带有捐款人名字的讲师教职。)比方说在两三所美国的名牌大学里，社会科学方面最著名的讲座教授之一叫做Henry Ford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s，是福特家族捐的钱。但是到这一步还不算到顶了，在非常富有的几所美国私立大学里，还有一个很难翻译的头衔，它叫University Professor，永远是大写的。这个没办法直译，直译出来就是“大学教授”，看不出它的地位。我问过好多人，跟很多人商量过，也没有找到一个贴切的翻译。我有一次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座谈时，很勉强地把它译成“顶级教授”，这是很商业化的译法，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更好的译法，我会很感激。

　　这个University Professor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一所大学所能够给予一个教授的最崇高的头衔，获得者不但在学术上已经在全国或者国际上极有威望，涉及的领域既深又广，因此有资格在一个以上的系开课，而且对这所大学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哈佛念书的时候，学校里只有九个University Professors，但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十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换句话说，你拿回来诺贝尔奖，未必能得到University Professor的头衔，因为你对哈佛这个学校的贡献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大学的头衔体制是三层加一顶“帽子”，不过那顶帽子（讲座教授）有好几种尺寸，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授予这顶帽子，钱不是很多就设立不起来。

　　英国式的大学头衔体制比这个要复杂些，至少可以称为四层加一顶“帽子”。在英国体制下——我们只讲大学，不包括理工学院（polytechnics），英式制度把这两者分得很清楚，在理工学院里是不许授予“教授”头衔的，因为它不是大学——，你拿到博士学位一进去教书，头衔先从“大学讲师”（university lecturer）开始。它这个大学讲师的起点，同美国的助理教授的起点是一样的。(在美国的大学里，也有“讲师”和“高级讲师”的头衔，但它们的含义与在英国制度下的不同，是专用于兼职教师（part-time）的。)但是在英式制度下，大学讲师的终点，比美国的助理教授的终点要高得多，因为在美国，一般是做到六七年左右的时候升迁当副教授，升不了你得走人。而在英式制度下，这个大学讲师可以做到十年以上，还记得吗，从B5做到B15！然后是第二层，senior lecturer，我们中国人翻译叫做“高级讲师”或者“资深讲师”。在英国制度之下，这senior lecturer对于很多人来讲可以一直做到退休为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头衔。比较麻烦的是下面一个头衔，叫reader，直译是“读者”，有人把它翻译成“资深讲师”或“高级讲师”，这是不懂行的译法。这个头衔其实就相当于美国大学里起点的正教授，普通的正教授。

　　在英式制度下，资深讲师都可以做到退休，更不用说reader了。对于大部分的英国大学里的教员来讲，你能做到reader就很不错了。为什么？因为在英国制度下，叫professor的这个头衔，含义和美国的非常不一样。在美国它就是普通的正教授，但是在英国，professor指的是一个系里面资历最深的一个正教授，学术上地位最硬，同时担任着系主任的职务，这才能给你一个professor的头衔，所以它等于是美国大学里面的“讲座教授”，这体现了英国人讲究地位等级的特点。在香港的英式大学制度下，一旦成为讲座教授以后，工资就过了A10，不再是正常A表上的那些杠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工资待遇是建立在你个人和校方的协商上，这个档次是不公布的。比如说香港科大以前的一位数量经济学家，全球范围内的大牌教授，他的工资在大学里仅次于校长。

　　在英国少数很有钱的老牌大学里，也有一些荣耀的讲座教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的讲席（Lucasian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早先由牛顿、狄拉克领此衔，当今是天文物理学家霍金荣任着。(Carl Sagan, “Introduction” to Stephen W.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Toronto an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pp.ix—x.)不过至今我没有发现英国的大学里有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个头衔。

　　我把这个背景讲了之后，你就知道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香港的公教系统，从英国、从欧洲大陆移用过来的系统，大致是怎么回事。这也就是中国内地从1920年代到1949年，在台湾从1946年直到今天沿用的制度，这就是挂靠政府机关公务员体系的大学人事制度。

　　制度性特点之二

　　那个时候的英式殖民主义大学制度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为了稳定政治态势、维持殖民主义统治，那个时候香港的大学制度，它要精心地避免对政治上有大争议的问题的独立研究和探讨，它强调的是技术性的、服务性的科目。(在香港的大学曾任教数十年的一位教授评论道：“在香港办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目标？……在殖民地时代，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政府培养公务员，学术乃是点缀。”参阅刘述先：《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香港：《明报》，1999年2月18—19日世纪版。)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在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里，一开始的时候它们是没有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s）的,它们有的只是公共行政管理系（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因为政治科学在西方的定义里首要的是要研究政治竞争，而在殖民主义的制度下，不允许在政治领域里展开竞争，一展开就会危及少数外来者统治绝大多数本地人的权力架构。但是它允许你找出很多技术性的办法，来改善现有的殖民主义政府的管理效能，因此有多个公共行政管理系，就是把政治问题淡化成行政问题。那个时候香港的大学制度，它不鼓励创新性的研究，因为不管哪个学科，你只要鼓励创新的研究，它一定会助长批判精神和独立思想的滋长，不管是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其他学科的，都是这样子。它也不鼓励学术性的发表物（就是scholarly publications，论文、论著），尤其是不鼓励在国际性的刊物上发表。道理很简单，一旦超越香港之外，就是国际范围内竞争性的发表，它会刺激批判精神的滋长，殖民主义制度当然不喜欢这些。

　　而且这个大学制度本身又是一个官本位的，它的官本位不但体现在挂靠公务员体制这点上，还体现在当年（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政府里面做官，做到一定地位以后升不上去了——公务员制度就是这样，越往上爬位子就越少。所以到了一定的级别上，你在政府里面做官就没有前途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转到高校里面来，因为转过来很容易，你原来的行政级别和大学里的教员级别之间待遇基本上是一套体系的。在政府里面你做到了A5或A7，没有更高的官位空缺，你转到大学里面去，马上就给你A5或A7。那么这样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当然是大学里面一部分的资深教员，他们以前是政府里面的官员，这些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事很认真、很刻苦、很敬业，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学术研究，他们没有也不会写出来什么很严肃的学术著作去发表。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香港的高等院校里面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特点，你请一个教员，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的，拿出他的履历表来，你看看后面publications这一栏，就是论文论著这一栏，很多人把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写的一篇小文章、给杂志写的一篇小评论也算上，把他们编进普通的教科书里的综述性的章节也算是学术著作。甚至他翻译一小段文章，前面他加一个引言，后面加一个按语，也算是学术成果，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什么才算是publications。我们都知道，在大学里面，学术publications指的是你专业性的学术著作或论文，不包括其他的东西。所以1980年代末以前的香港，高等院校里相当大一部分的状况就是这么一个模样，跟国际上研究型大学的主流相差太大、太远。

　　制度性特点之三

　　它的第三种特点是什么呢？那恐怕是最核心的，就是大学人事制度几乎完全的行政主导、官僚化。一个教员，不管你是资浅的、中级的，还是资深的，如果你没有行政职务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来使你参与学校里面的决策过程，也就是说，教授不参与治校。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系里要招聘人，只要系主任拍板，然后通过校一级的主管，人就招聘进来了，至于这个新人的专业方向、特长、综合能力等等，同一个系里的其他教员可能毫不知情。教员从合同制转为终身教职，大体上也是这样，系主任拍第一板，学院或校方拍第二板，一个教员是走人还是变成终身的这件事就定了。这类决定着大学师资水平的大事，其他的教员知不知情、同意不同意，基本上不太相干，因为没有法定的参与的机会。而系主任、院长作为行政主管的这个职位，一个人是可以做好多年的，甚至于做到退休。

　　大家想想看，在大学里面，系一级的、学院一级的行政主管个人有这么大的人事决策权，可能的后果是什么？假如他或她是一个出色的研究者、眼界远大的学者、心胸开阔的管理者，当然不会坏大事，可是这样的决策者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香港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么一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很能干的外面的人很难进得来香港的大学，道理很简单，如果做系、做学院领导的人从来没有很认真地做过学术研究，成就平平，他就会很怕从外面来的真正会做学术研究的人把他给比下去了，会把他搞得很难堪。同时，大学里面不很能干的人也走不掉，只要他不犯大错，不犯法，他每天该上班的时候来上班，该教课的时候教课，你就拿他没办法，他就会长期地留下来。而且呢，也容易造成近亲繁殖，系主任、院长一言堂地招聘人，他一定会倾向于招自己的学生，或者是招自己的师兄弟带出来的学生，或者是招自己的学生带出来的学生。所以，1980年代末期香港的高等院校总体的状况，有很奇怪的不对称：一方面香港是个国际大都市，是个全世界自由程度最高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香港的大学制度和学术素质却同香港的国际地位非常不相称，同它的经济制度不配合，显得非常僵硬、半封闭、不国际化、不鼓励竞争、不刺激人做独立的和开创性的研究。这么一种过时的大学体制，核心是以官为本位的一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