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绍光

　　投入不足，意愿问题还是能力问题

　　2004年12月31日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2003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28%，比上年的3.32%减少了0.04个百分点。而我们早已定下的短期目标是教育经费占GDP总量的4%。为什么这个点数的增加这么难呢？

　　我认为，比较简单的答案还是发展的思路问题，老是觉得经济增长快一点，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中国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发展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比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低，近年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04年12月31日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2003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28%，比上年的3.32%减少了0.04个百分点。而我们早已定下的短期目标是教育经费占GDP总量的4%。为什么这个点数的增加这么难呢？

　　我认为，比较简单的答案还是发展的思路问题，老是觉得经济增长快一点，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中国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发展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因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没有什么钱投入经济发展；而在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钱来自公司自己的投入。

　　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署每年都委托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作出《世界人类报告》，回顾这个报告非常有意思：早期(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标排名比按人均收入排名要好很多。1975年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现在的指数还高，比印度现在的指数略低。直到1992年，当我们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123位的时候，我们的人类发展指标排在111位，两者相差12位。说明我们可以用较低的人均收入实现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标。2000年，我们的这两项排名双双列在96位，完全没有差距了。2001年，中国的人均GDP排102位，而人类发展指标排在104位。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我们以前的发展模式是有特点的，就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有利于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福利。现在收入增加了，但我们的发展模式反而跟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反而不利于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福利。这个现象在国内还没有看到人提，但我觉得是非常具有警示作用的。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政府真正从财政上拿到的钱(正税)是很少的，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比如200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0%左右，而中央政府可以拿到的只有10%左右。美国政府可以拿到的有35%左右，其中联邦政府可拿到20%左右；而一般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可以拿到40%以上，甚至高达60%。中国政府那点钱还要用来养军队，养政府的行政机构，养警察，还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所有的部门都会讲自己的重要性。比如，中国的警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全世界是太小太小了；安全生产问题，欠账太多。在每个问题上，政府都有必要加大投入，这里需要增加半个点、那里需要增加一个点(经费占GDP比例)，要钱的地方太多太多。教育口必须与其它口争经费。

　　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长期偏低，原因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点：意愿问题和能力问题。

　　这两个问题所占的比重哪个更大一些？我觉得两个都很大。我很早就开始强调能力问题，1993年我跟胡鞍钢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提出如果再不改革，国家就会出现危机。那时中央政府能拿到的财政收入只有5%的GDP，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只掌握这么一点点钱。这两年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做点事，很重要的原因是能力改善了。

　　意愿问题说到底是如何选择的问题。2000年开始在安徽搞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第二年人大会议后有人说中央没有钱，最多只能拿出两三百个亿来解决税费改革造成的巨大缺口(当时估计大约1200亿)。但同期公务员连续几次加工资，每加一次就是1000多亿元。当时我说过，我不反对给公务员涨工资，但涨的工资可以不用每年发现金到公务员手上，而是可以作为一种廉政基金，存到他们的账户上，等到他们退休了，没有搞腐败，才可以拿到这笔钱。这样，既可以遏制腐败，还可以这笔钱来解决“四农”问题(我是在“三农”问题后面加上个农民工问题)，一举多得。我想今后还是可以考虑这个办法。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1998年、1999年以前都很突出。改变能力主要靠国家基本建设，改变意愿主要靠政府的学习和来自社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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