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费需要民主的预算参与

　　克拉拉邦有个很好的经验，叫做民主的预算参与。一级预算，凡是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利通过某种制度的方式参与进来。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钱拨下去，经过“5级两个半”，几乎是7级政府，每级漏一点，钱就弄没了。

　　面对长期偏低的点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政府增加投入固然十分重要，这两年也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我觉得，把现有的教育经费里面跑漏的部分给堵住，更是当务之急。现在，大量的钱没有花到刀刃上。

　　世界银行刚刚对中国基层的公共财政能力有个调查，我前段时间碰到去河南调查的负责人之一，他们发现，基层的教育经费和卫生经费大量地用于人头费的增加，真正用在农民身上的钱不多，非常可惜。所以，呼吁增加钱我是非常赞成的，但当务之急是如何让民众参与预算过程，把钱花到点子上，提高宝贵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国外的一些具体做法值得借鉴。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的阿马蒂亚·森经常提到一个地方——印度的克拉拉邦。它的经济不怎么增长，但它的人文指标不断地改善。印度整体的人类发展指数比中国差一大截，但克拉拉邦的人类发展指数比中国还高。我前年去了一趟，那是印度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方，那里学校的设施跟我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差不多，但那里的孩子都可以上学，得了病都可以看病。每次看病不能拿很多药，也没有什么进口的高级药，这样能保持医疗成本在较低水平上，其做法与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相像。其结果是所有适龄儿童都可以接受基础教育，所有人可以做到基本健康。克拉拉邦人的教育卫生指标已经超过中国。

　　克拉拉邦有个很好的经验，叫做民主的预算参与。一级预算，凡是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利通过某种制度的方式参与进来。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钱拨下去，经过“5级两个半”，几乎是7级政府，每级漏一点，钱就弄没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扶贫每年花几百亿，你把钱直接发给贫困的人，他们就脱贫了。但现在扶贫的钱就像无底洞一样，为什么？大量的钱都跑漏了。

　　中央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下面层级太多，管不过来，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需要借力，允许民众制度性地参与。凡是该各级人大参与的地方，都应该由各级人大乃至民众来参与预算的制定和预算的监督，政府的每笔开支都应该有预算。参与制定出来的预算，就是铁的，刚性的，一般情况下不能随便改的。中国以前是基本上没有预算，现在有了预算，但可以随时改，而且预算里面还留了很大一笔机动资金，由当地机动使用，随意性很大。

　　2001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讲了美国19世纪末预算改革的经验。《读书》编辑后来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小心让李岚清看到了，在一个会上还谈到过。

　　再具体地讲，中国的教育经费偏重于城市，城市里面偏重于高校，高校里面又偏重于重点高校，中小学教育里面又偏重于实验小学、重点中学、示范高中。这些都是不符合公平原则的。

　　我那次去印度的克拉拉邦，一起去的有李昌平，他说他读中学的时候总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可以上高中，但现在很多高中都撤了，因为不达标，只有县一中很漂亮，但很多学生上不了高中……(注：今年42岁的李昌平曾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三农问题而受到关注和赞誉。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监利县有30多所高中，现在只有5所高中。当地孩子上高中的比例前几年只有20%，现在也不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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