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调查组第三次进入联想，还是针对柳传志而来。

　　10位调查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了解内情的人都发现，这一次来头更大，有如中国科学院的新任院长路甬祥在调查组预备会上所说，“这次是根据朱基、罗干同志的批示，按监察部审计署的要求，科学院再组织一次调查，把事实彻底搞清，向中央写个报告。”

　　中南海要“彻底搞清”的事情，按照路甬祥的解释，是因为“有几次人民来信反映，在运作香港联想的股权以及某些投资行为中有违纪行为，希望调查”。路甬祥不好意思说出“人民”是谁，其实谁都知道那是倪光南。

　　原来就在柳传志为南北两线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倪光南仍在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显然不再信任中国科学院能够秉公处置他与柳传志的冲突，所以把举报信直接呈递中国证监会、国资局、监察部、中纪委和党中央。

　　朱基和罗干同时关注此案，让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两个人，前者一向有“铁面宰相”之称，尤其对国有经济领域中的化公为私无比痛恨。后者则是负责国家政法界的国务委员，他要是一发话，通常都会导致一场迅速严厉的追究行动。柳传志原本以为倪光南的麻烦早就了结，不料竟是越闹越大。过去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证明，他不是个不能受委屈的人。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修炼还没有到最佳境界”，有时候也会失态，也会忍无可忍。记者刘韧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在接受调查时的反应：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了一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我还干活不干？”

　　倪光南不是玩弄阴谋的人，他把事情做得光明正大，按照党组织的原则，也不逾越公民的合法权利，告状信上全都写着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指控柳传志的罪名并没有增加，但是曾茂朝却发现，因为南方战事顺利，反而给倪光南提供了新的炮弹。比如“联想股票涨了，他就算出来，由于股权让给港商不少，所以国有资产又流失了几个亿”。

　　“这就越来越严重了嘛，”曾茂朝对倪光南说。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表明，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图以计算所老所长的身份劝说倪光南罢手：

　　我对倪光南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对这个企业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事实不是那样。我还找了他的夫人，最后他们跟我说了非常过头的话。她说，陈希同都可以拉下来，柳传志为什么就拉不下来？后来我看没希望了，只好公事公办。

　　曾茂朝似乎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但是倪光南始终否认他说过要把柳传志送到监狱里去。对于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曾、倪二人在一些关键细节上的回忆也不能一致。2004年3月，因特网上“中国思维论坛”发表一篇文章，以倪光南的立场详细记述事情过程，作者化名“敦科平”，同时宣称“在任何公众场所，包括到法院应诉时，都能以真实姓名讲述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倪光南则变得小心谨慎，不愿谈论往事。偶然有个人找他追问事情细节，他便声明联想的那些人都在说谎，然后推荐“敦科平”的文章，并且说：“值得一看，文章中的许多事实在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关于倪光南与曾茂朝的对话，“敦科平”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发现负债持股问题后，按组织程序在内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长曾茂朝。他鼓励倪光南上告。开始时，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是损害联想利益，没有上纲上线的知识。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参加了院领导对柳传志的谈话后，就告诉倪光南说：院领导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怎么办”？这样，书生气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这种行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由此看来，“把柳传志送进监狱”的原创应该归曾茂朝。

　　调查组卷土重来，唐旭东首先应当知道原因。他是条法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名称简化之后让人费解，实际上应该叫做“条约法规部”)。假如公司有人违法乱纪，他是负有督察之责的，所以曾茂朝将事情经过向他通报。他看到了一些被列为保密的材料，还看到中南海的批示，不禁大惊。他一直觉得倪光南为人友善，“是一个谦谦君子、书生、很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点架子都没有，也非常关心年轻人。”倪光南和柳传志为了工作的分歧发生冲突，他也知道。“他有他的想法，柳总也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些激烈的争论，我们都不觉得奇怪。”但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让唐莫名其妙：“倪光南告的事情触到一个人的根本，不再是工作上的分歧，不再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对你的人格、人品的怀疑，是触犯刑律的问题了。我始终没有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而以党纪国法的立场来度量，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假如事情真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柳传志难免负罪入狱，公司也将从此完蛋。他在惶惶不安当中过了一天。自从5年以前主持公司的法律事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各种诉讼中，处理过至少10个违纪事件，开除十几个员工，把4个触犯刑律的员工送到法庭上，打过几十件合同纠纷的官司，但是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感觉到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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