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学校凸现萎缩

　　其实，在近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内，作为确实已不适应普通学校管理的问题学生，本来是有自己去处的，这就是到那些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学校去就读———这个学校就叫工读学校。

　　据了解，工读学校是解放后，针对一些品质恶劣，有违法行为、年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而开设的。这些为中国所特有的特殊教育学校，曾经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介绍，国外有关部门非常欣赏我国独有的这种“工读学校”建制，因为它可以把那些已经不习惯、不适应普通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方式的所谓“害群之马”隔离开来，既不允许他们转学，也不允许他们自由进出校门(一般每周末回家一次)。因为这些孩子既没有到该送进看守所和监狱的地步，又不适合再把他们放入普通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特有的工读学校，既有教育功能，也有隔离、监管之功能，对教育这部分特殊学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工读学校出现了萎缩现象。由于工读学校收费受限，一些学校就采取建工厂的方法，让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否则学校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只有靠让孩子干活以继续学校的正常运转。

　　2003年，广州市政协委员张冠华曾呼吁，“广州市现在有3000名品德偏常，或有违法行为的中学生需要进入工读学校，但广州目前仅有1所这样的学校，容量仅有100人左右”。

　　由于工读学校自身没有造血功能，只能依靠政府拨款，在广州市这样富裕的城市尚只有一所，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前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郭翔的对策是呼吁加强“工读学校”的建设。

　　“限制自由”并不违反人权

　　皮艺军教授认为：工读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后建制发展至今，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也有许多方面的“规矩”需要重新制定和改革。经费只是一个问题，原有的工读生政策也应改变。比如，多年来，我们对需送工读学校的学生，一直坚持所谓的“三同意”原则：即家长、学校、公安三方同意的原则。但问题是有的家长怕上工读对孩子名声有影响，顾虑孩子由此贴上坏孩子“标签”，所以明明孩子的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根本不可能在普通学校正常就学的程度，还坚持不肯送孩子去工读学校；结果致使孩子流落街头，干出许多违法之事。

　　前面提到的“蓝极速”网吧的纵火主犯，就是一名无法继续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有关方面多次与其父母联系，请求把其孩子送至工读学校就读，但其父母出于种种考虑(包括还要承担一部分费用)，就是不同意把孩子送去就读；由于要遵循“三同意原则”，结果由于父母一方坚持不同意，这个孩子最终就没有送成工读学校。这孩子的父母亲本身也存有其他违法劣迹，两人根本对孩子起不到任何教育和监护作用。

　　皮艺军教授说，“蓝极速”网吧烧死人案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他向我们提示一个问题：问题学生就读工读学校，是否还必须维持“三同意”形式？当家长已丧失“监护”能力，或其本身就有违法劣迹时，公安部门能否及时把问题学生放进工读学校就读？我认为公安部门不仅应该这么做，而且这种带有“强迫”性质的“强制”行为本身，不仅不违反人权，还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因为现在义务制教育总在强调学校不能开除学生，那么遇到类似上面提到的“蓝极速”的辍学学生，当这些“边缘少年”由于失去控制可能会做出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同时也是害了他自己)的事情时，我认为这种“强制”本身甚至体现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保护”原则———对他本人、对其他人、对学校、对社会。

　　管教方式存在明显弊端

　　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曾粤兴博士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介绍说，工读学校源于前苏联，原本带有收容性质，主要收容二战产生的苏联孤儿，1955年引入我国内地后演变成“坏孩子集中管教学校”，聚集的都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工读学校高峰时平均每个省(市、区)达到六所，基本上都设于大中城市，曾经成功地改造了成千上万名有人身危险性的人，改革开放后逐渐萎缩，已经减少过半。

　　《未成年人保护法》赋予了工读学校较新的含义，把它定位于普通义务教育的补充，但接收的仍然是“有问题”即有犯罪倾向、有违法行为、道德上有严重问题甚至危害过社会的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它作了肯定，不过，《义务教育法》没有涉及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办学方式以及管教手段都缺乏法律规范。

　　今年是工读学校这一富有本土特色的“特殊教育”机构诞生50周年，由于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工读学校建设，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和帮助”，一些学者和城市试图重振工读学校的“雄风”，这在一定范围内又引起了人们对工读学校的关注。

　　曾教授认为，由于已经形成的工读模式都是限制入校学生的人身自由，实现半工半读，这种管教方式存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在一个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法制观念已经有所普及的时代，这种模式走向衰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循旧路的任何努力都不大可能“力挽狂澜”，以改革促创新，是加强工读学校建设应当考虑的选择。

　　工读学校收治的都是刑法理论上所谓有“人身危险性”的人，这在国外，适用的是保安处分，即通过司法程序将其隔离于社会进行矫正。当然，对未成年人适用保安处分受到严格限制。在我国内地，保安处分尚无存身之地，但类似于保安处分的制度，除了工读，还有劳动教养、强制戒毒、强制精神病治疗等，已经废除的收容审查制度也相类似。强制戒毒、强制精神病治疗，对于收治对象及其亲属以及社会都有利无弊，至少利大于弊，所以无人反对，但工读和劳教制度虽然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却容易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容易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创伤，因此遭到一部分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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