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有权利要求接受性教育

　　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在谈到“性教育，我们还缺什么”时提出：我认为是观念的转变。态度决定一切，方法次之。第一，权利观念——性教育是青少年的权利。换言之，青少年有权利要求接受性教育，而不是依赖成人的自觉。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 年自己想知道什么。

　　第二，人格教育观念——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每个人的体格和人格的一部分。性，是一种本能，它决定了我们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也是人类接触外在世界的方法之一。透过对性的认识，我们才知道自己要扮演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建立自我的观念、如何尊重异性以及如何和别人交往。”性，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他认为目前我们社会，还缺少能够帮助家长和孩子一道迈过这道门槛的引路人。

　　济南花季呵护中心除了为24岁以下的未婚男女青少年提供各种有关性发育、性心理、性生理方面的免费咨询以外，还与有关专家合作，在社区、学校做相应调研，试图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性教育办法。然而在现实中张淑萍主任发现成人的给予与孩子的需求中存在巨大差距。

　　她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中心成立后，曾有一所大学的学生会及团委的人兴冲冲地找到她，希望她能到高校去做有关青春期生殖健康的讲座。当她把提纲传给该校后，由于四个问题中有一个涉及性教育，被学校审核时认为太“超前”、不适宜，而拒绝了。大学生们非常遗憾，坦言老师观念太落伍，根本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由于现在学校的生理卫生课根本回避一些性知识，家长又羞于告诉孩子有关性知识(更不用提避孕知识)，没有孩子“解渴”的渠道，出现孩子意外妊娠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

　　性教育最缺的是社会观念的转变

　　几年前，记者从有关方面得到一条信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梁朝朝先生，曾对安徽合肥地区大、中、小学各三所学校的5172名7岁至22岁的男生，进行了外生殖器疾患及卫生状况的调研，结果令人担忧。调查显示：男性青少年包茎的患病率为10.09%，包皮过长的患病率为67.79%。包皮过长患者包皮龟头炎症的患病率为87.45%，精索静脉曲张的患病率为19.82%……数字指标远远高出西方发达国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一是与上述人群的卫生状况的不堪有关，同时也与家长与青少年自身相关知识的缺乏有关，因此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记者立刻奔赴合肥进行采访。在这里，记者采访到了这样一些病例：一个19岁的安徽农大的学生，在入学体检的当天，被前来“搭车”调研的梁朝朝先生发现他双侧阴囊中竟然没有睾丸(他的父母、他本人都不知道人体的常识，他此前所有的各种体检也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一个在蜜月中发现患了中晚期睾丸癌、并被割去2/3阴茎的丈夫(他的妻子后来借“精子”怀胎，生下了与别的男人的孩子)；一个必须做睾丸探查手术，却因老人的观念作祟，在手术前“逃跑”丧失手术机会的孙子；以及一个因不注意儿子的生殖器卫生造成“粘连”给孩子带来极度痛苦的母亲……

　　通过对于这起建国以来最大样本量的调研的采访，记者想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这些疾患的认知，在保障生活质量、创造幸福家庭、稳定社会秩序上有着非常深远的社会意义；对男性外生殖器疾患的认识与预防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

　　文章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名北大的教授通过读者热线向记者表示：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记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敢触及这样敏感的话题、提出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我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并代表读者向你致以敬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报道，在其后的日子里，由于涉及到了生殖器以及与“性”有关的问题，却屡遭厄运：先是在记者的作品被集结成书时，有关方面提出能否把这篇报道从文集中删去；紧接着，记者在北京某图书大厦的签名售书仪式中，被主办方强令在文章介绍中，除却这篇文章；当记者据理力争时，大厦的负责人很气愤地对记者说，你想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能从新书介绍中提到“生殖器”、“睾丸”、“龟头”、“阴茎”这些字眼呢？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提这些都不成体统。于是在随后大厦的播音介绍中，这本被排在文集首篇的文章被回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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