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陈丹青出走清华的风波尚未淡出公众视野，北大又传出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高贵声音：同样不满于招生体制的弊端，名教授贺卫方决定罢招。

　　在6月24日发出的《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

责同志的公开信》中，贺卫方解释了罢招的两个原因：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的缺陷，这严重抑制了考试时应有的专业倾向；保送制度存在很大缺陷，已经达到相当不合理的程度，严重影响到招考公平。贺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罢招是“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后无奈的表达方式。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标杆的“双子星座”，短时间内先后发出的教授“抗拒招生体制”的声音表明，僵化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已到了改革的临界点——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教授们，已经不能再容忍一个如此僵化、蒙昧的招生体制，束缚自我传道理想的伸张了。

　　对这种“不合作姿态”，笔者是持赞赏态度的，不仅赞赏两位教授的道德勇气、师道自尊和学者良心，更赞赏他们的“不服从”所隐含的一种价值判断：教授要启人类之蒙昧，必先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在一个转型的国度里，教育行政之蒙昧不除，启蒙大众也就很难完成。

　　辞职也罢，罢招也罢，都是教授与招生体制的一种博弈姿态——当“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不能奏效时，相对激烈的方式对于启蒙的推进是很有必要的。

　　说到教授的责任，很多人立即会想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界定，认为教授对于社会的责任就是“启蒙大众”：是社会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传授知识文化和传播道德理想的责任，塑造知性人格和公民人格；是知识的积累者，为当代社会发展丰富与积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人超越前人奠定基础和备足后劲等等。

　　在一个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度里，这种“传承知识，启蒙大众”的教授定位可能准确，但在一个现代化未完成、尚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讲，这种定位却不够，在“传承知识，启蒙大众”的普世责任基础之上，还肩负着一种甚至比这些责任更重要的“元责任”，就是“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自下而上地革僵化教育体制的命。

　　很多时候，大学和教授不得不在教育行政面前扮演“婢女”的角色，从招生体制到教师考核体制，从考试体制到大学评估，无不打着各种僵化指令的烙印。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如何传承？以何启蒙？如此，为了“传承与启蒙”的健康，就必须先促进体制的变革，也就是：教授要启人类的蒙昧，必先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清华陈丹青与北大贺卫方的“不合作”之举就是“向上启蒙”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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