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名内地各省市高考最高分的考生，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状元”们的折戟沉沙对许多国人来说，多半有些意外。因为照内地多年来的招生经验，各省区市的高考状元，完全可以以“美女抛绣球”的姿态，任意挑选名牌大学上。各高校也为吸引“状元”进校，招数迭出。今年中山大学为将广东省高考“三料状元”黄仲强留在该校，开出了许多优惠条件。

　　港大拒收“状元”的理由是：港大对申请人的成绩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以免出现“

高分低能”学生，校方主要考虑学生的英语能力、潜质、能否适应本港生活，以及对香港是否有贡献等，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港大的选才标准应引起内地争抢“状元”的高校深思，也再一次拷问了教育部门提倡数年的素质教育之成效。

　　给学生减负，改革应试教育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喊了好些年头，可“高考状元热”至今仍没有降温，分析其原因，除了中国历史上，因科举而形成的“状元情结”依然在影响我们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将第一名，这个在众多同龄人的考试竞赛中跑到最前面的青年，异化成一个符号，一个代表成功、幸运、前程似锦的符号，而其作为一个可造之才的普通人身份被淡化了。

　　中国人的“状元梦”做了上千年，状元是读书人的最高目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道出了状元的风光和荣耀。可是从隋唐开始，中国科场产生了成百上千的状元，真正名垂青史的状元所占比例很小。今天无论是公众，或是高校的招生人员，他们未必不知道考上第一名的，不一定会比第二名，甚至第十名、第二十名更优秀，更有出息。但是他们还要乐此不疲地为“高考状元热”推波助澜，从一定程度上可看出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浮躁的一面。高校将多少省市的“高考状元”入其囊中，作为显示其办学质量、名望的一杆标尺；中学也将该校有考生成为“状元”作为教学的巨大成就和荣誉宣扬；公众特别是家长则将“状元”作为寒窗苦读一朝成名的范例。

　　人们并不关注“状元”们的未来怎样，他们是否真的能成才，更关注的是“状元”两字的公关效果。

　　追高分、捧“状元”之风，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看到了其对人才培养的负面作用，几年前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并连年在高考前提醒媒体不要炒作“高考状元”。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其递进层次及目标和古代科举相似，读小学是为了进一步读中学，读中学是为进一步读大学，再到硕士、博士，越往上走说明越成功。正如童生是为了进学考秀才，秀才目标是考举人，举人目标则是中进士，中进士的人则希望自己是探花、榜眼、状元。而选拔机制是多年不变的，考分上见高低，分越高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机会越大，这样的选拔标准已经影响到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这种选拔机制不改变，这种考试文化不改观，很难能要求金字塔底端的小学、中学有真正的素质教育呢？

　　要给“状元热”退烧，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则必须改革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设计对考生更为全面的考查办法，给高校更大的自主权。给高校自主权的同时要保证高考录取的公平公正，则要改革整个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淡化行政部门对高校的评价，更注重人才市场和社会舆论对其办学质量和声誉的反馈和评价。只有如此，当我们出现像当年清华录取数学零分的吴晗，港大舍“状元”而取其他的考生等类似现象时，才不会被视为有黑幕存在，而可能被看做是对本高校声誉和发展负责的遴才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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