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育人才，检验教育工作的得失成败，说到底，要看是否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智慧超群”的人才队伍。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在南开园这块民主与科学的土壤中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从举世钦敬的革命伟人到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从读书万卷的文苑大师到为国争光的体坛虎将，他们都是从南开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

文化教育事业是有一定影响的。

　　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是兼顾德、智、体三个方面，且德育、智育、体育观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张伯苓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在他看来，德育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容，积极的人生观、事业心、意志、社会公德、正直、善良、无私等多种素质，都是衡量一个人品格的重要尺度。他的德育之首乃是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最大的公德就是爱国，学生要成为有用之才，必须“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

　　张伯苓是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1905年日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独霸东北权益。为了调查日本的侵略活动，1927年4月张伯苓曾亲赴东北考察，并成立东北研究会，把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作为一个主要课题。“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出于爱国义愤，根据东三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状况编写了一本教材《东三省地理》，作为高年级的必修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张伯苓的独创，是对帝国主义的挑战！此外，他还经常以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清政府的腐败，民族危机的严重，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他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1)立志，(2)敦品，(3)勤勉，(4)虚心，(5)诚意。他亲自抓这方面的教育工作。每逢周三的“修身课”，总是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者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引人人胜的讲授，宣传为人作事和处世治学之道。他曾不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的种子。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专门在校门的一侧，设立一面整容镜。镜子上刻着严修书写的：“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出人校门有所儆戒。

　　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张伯苓一向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他是大胆的革新者，早在1904年教家馆时，就敢于冲破封建教育束缚。他不宣传封建教义的四书五经，而致力于提倡科学，宣传西方文化，开设“算术”。“自然科学”、“英语”、“体育”等课程。

　　注重教学质量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开一向以教学严格认真著称，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不论是中学或大学都是由最好的教师开基础课。重视实验操作，学生从中学就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

　　他认为人才应具备德、识、才、学诸多品质。一个人的才干、见识、智谋和胆略应该是多方面的。智育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传授知识，不能把德、智、体看作是德、知、体。他对智力教育的看法就在于他不以书本教育为满足不赞成读书死记硬背，而认为教育不能与社会脱节，求学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他认为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只是增加知识的份量和难度，要扩大知识面，活跃思维，为受教育者创造多种活动的条件。他说：“吾国学生之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的状况，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开，诸事束手。”这是颇有远见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常常要求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深人社会调查访问，进行社会考察，提倡学以致用。为了使学生了解社会情况，1926年他还特地开设“社会视察”课，定为高中必修课。每周由教师引导学生到天津及各地参观工厂、商业、司法、教育、交通、救济、新闻、卫生等机关，并通过座谈讨论，写出考察报告。张伯苓先生认为这才是念活书，对学生大有益处。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还提出了“土货化”方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主张结合课堂学的知识，组织学生参观、实习。例如，在讲到社会保险时，去参观社会保险公司的业务；讲到电学时，去参观发电厂；讲到采矿时，参观开滦煤矿马家沟矿井等。

　　他还积极主张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以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如：成立各种学术研究会、讲演会、出版刊物、成立剧团、体育队等。他认为从这里得来的学问，不比书本上的少。很多学生确是通过各项社会活动，对许多现实问题，如：劳工、物价、住宅、工商机构、行政组织等问题获得基本概念，认清事物本质，受到社会启蒙，进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张伯苓办教育不只是向学生输送知识，而着眼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本领，立足于把学校当成培养社会需要实干、能干的人才来办的。

　　(三)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

　　张伯苓认为国民体质衰弱、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是因为国人不重视体育。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看到本校矿科的毕业学生，原来在校读书时身体还是很强壮的，但后来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当时，他就认为这不仅是某一个人身体不健壮的问题，而是国民体弱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结果。他说，过去一提国家强盛，就联想到军队的多寡、军火武器的优劣。其实，国家的强弱，至关重要的是人的体质。他根据多年的观察，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之中，我国人最差的是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主张“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因此，他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大声疾呼：“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1946年冬，张伯苓由美返国，对发展体育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教育如果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①

　　为了强身，张伯革十分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在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

　　由于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校内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他们多次在天津、北京、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张伯苓本人就酷爱足球运动，他有时亲自带领学生踢足球或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著名的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张伯苓一生提倡体育不遗余力。他始终把学生的健康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个思想的确立，不仅仅是出于为改变当时广大青少年由于享受不到真正的体育权利，健康状况极为低下的局面，更是基于他对体育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材的教育中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从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及他对德、智、体三育的躬行实践来看，他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能为社会出力、做事的实干家，而不是崇尚书本，出校执业束手无策的书呆子。我们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在这一共同的教育宗旨上，研究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是不无稗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