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吉生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回顾他们俩人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受到许多深刻的启迪。

　　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

动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南开大学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蒋介石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周恩来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为他饯行。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逝世，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天津吊唁，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他同校友们见面时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还关心着张伯苓家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