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04年的来到，“百年南开”纪念庆典的大幕已经徐徐展开，一系列庆祝活动也开始紧锣密鼓地铺陈开来。这应是一次契机，是一次团结人心，振奋所有南开人精神的契机，这更是南开教育的一个新起点！不过，“百年南开”不是断裂，而是承续；“百年南开”是历史的一个总结，但不是结束；“百年南开”是南开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不是一个功德碑。

　　在南开教育发展史，乃至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严修与张伯苓都是不能轻易绕过“名人”。奇怪的是，作为南开的“家长”，南开的师长，严、张二人无论是声名，还是影响似乎不及他们的学生周恩来，其中奥妙不必言及，多少学子是怀着成为周恩来总理校友的梦想而负笈南开的。不过，进了南开的校门，你就不可能不去留意严修与张伯苓的事迹，不可能不被这两位南开先贤坚毅的办学精神所感染。

　　立言者无功，圣人之言，无须事功的证明，而事功者却又无言，严修与张伯苓作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事功者”，后人似乎对他们还是“不甚明了”。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也不是没有对他们感兴趣的师友，更不是南开宣传力度的不到位，而是他们当年那种重实际、黜空谈的办学精神始终影响着南开的学风与南开人的精神风貌，也许是太熟悉了反而使得他们远去的背影变得“模糊”。张校长一生从事教育，不张扬、埋头干，给后人留下可供瞻仰的文字竟只薄薄一册《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严先生数以百万字计的手稿、信札、日记仍静静地躺在天津图书馆的一隅，尽管后人整理出版了他的若干日记，但是除去研究者，亦鲜有人留意、翻阅。

　　严修先生，字范孙，清末新式教育的倡导者，其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尤多，不仅及于京津、直隶，甚至远播云贵边陲。表面看，对于南开教育理念，严先生所能提供的“资源” 似乎并不丰富，但仔细考察他一生教育实践的足迹，就不难发现其提供给来者的精神资源就是后来南开人以“愈挫愈奋”之精神发展南开教育的精神内核。1900年经历庚子事变后，严孙先生认定非学不足以图存，遂下定决心兴学救国。为此，他先后于1902年、1904年两次东游日本，考察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行政等诸多方面。回国后，联合同志，在天津积极致力于改良旧式教育和创办新式学堂。在他的推动下，天津兴办新式学堂十余所，南开学校亦于此时成立，一时之间教泽远布，世人莫不称赞。1904年严修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后调任学部规划全国教育。民国后，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1916年在南开学校基础上，严、张二人试办高等教育，开设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

　　1918年严修赴美国参观考察高等教育，并与先期赴美研究高等教育的张伯苓会合。在美期间严氏走访美国各地，先后赴美各公私立大学调查研究，白天他深入学校，了解各校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教学设备、图书等各项情况，夜晚归来又与张伯苓促膝交流，认真擘划。海外归后，两先生为捐兴大学多方奔走筹措资金，1919年南开大学终得以成立。此间两先生之辛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间究竟有几人可知？

　　张伯苓校长，名寿春，字伯苓。早年出身北洋，后来亲历甲午战后威海易手之辱，一日之内，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从此认定，国家贫弱，乃国人不能自强，而欲使国人自强，必发展教育，遂立志“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伯苓校长幸遇范孙先生，严先生亦慧眼识人，南开有幸！陈平原先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一文中曾讲：“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其实，张校长令后人敬佩的缘由，还是那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被人称为南开精神的无形之物。每读南开校史，总想为南开精神作一完整概括，但南开精神，大道无形，每个南开人都有各自的理解，她究竟是什么呢？张伯苓校长当年办学，遭遇到的无数困难，不难想象。而当年南开物质上的困难与危难莫过于1937年日寇毁掠南开，六十二岁的老人，三十四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被毁。然而，他并未为此沮丧挂怀，一句“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以新生命”，足以见其坚毅的品格。读史至此，心中豁然，南开精神在张校长身上竟体现的如此淋漓，南开精神就体现在“坚毅”这两字之上。翻看旧时影像，张校长身材魁梧高大，精神饱满，全无当时国人普遍的“病夫”之态。其实在影像资料之外，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的“声音”。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还应加上一点——坚毅，这足以让后人对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展开无尽的遐想。

　　时人曾评价张伯苓，或谓“张伯苓只配作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作一个大学的校长”；或认为“南开大学创立于提倡新文学的年代，但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以致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此种种议论，其实不过为矮人看戏，南开大学借助民间力量办学，其经费难以像国立及教会大学充裕，自然在科系设置上有不同的考虑。张校长以“认识中国，服务社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设立关乎国计民生的专业及研究机构，其实正是私人成功办学的出路所在。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等等，均着眼于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

　　张伯苓校长毕生从事教育，晚年却得不到充分理解，其中原由纷杂。1981年《南开学报》第一期发表了梁吉生先生的《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此文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给予张校长一生全面、公正的评价。梁先生此文一经发表便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老教育家黄钰生曾感慨地说：“‘爱国教育家’这几个字一下子解放了多少南开校友啊！”不难想象，“爱国教育家”的评价唤醒了多少南开人尘封的记忆，捧读文章，多少南开人为此堕泪如雨。这是现实，更是往事，范孙先生、伯苓校长的名字又开始传递于南开人暖融融的舌尖，回响在南开人的耳畔。白云苍狗，世事翻覆，谁是青史不易的传主，谁是历史舞台上匆匆过客，自有公论！

　　时下中国稍微有些历史的学校均在百年庆典上做大作文章，更有甚者追述千年梦想，追本溯源，其目的不外乎是向外界夸示学统的远久。

　　2004年是南开系列学校创立的百年纪念，南开百年不同于其它学校，南开的百年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百年，不是仅仅一个中学的百年，她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南开小学，这个“大南开”的百年。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少带有“表演”色彩，口号多，实事少，而有人能近距离走进南开的话，便会发现南开教育的朴茂气象，南开的实实在在。南开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奇迹，这是外人所道。奇迹也好，现象也罢，总之，南开教育硕果依然，毕竟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重庆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至今仍然屹立，学脉不绝。南开学脉之所以能百年不绝，在艰弥厉，历久而常新，乃因南开人深感“坚毅精神”承传之不易；深知自负深沉的使命感。

　　南开诞生于民族忧患的时代背景下，严修、张伯苓目睹时艰，椎心于民族之不昌盛，国家之不富强，始终将忧患意识悬于脑际，以教育救国，造育人才为己任，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今追怀他们在中国教育事业上的功绩，绝非历史的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