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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南开话严修与张伯苓

http://www.sina.com.cn 2005/08/01 16:04  南开大学网站

  伴随着2004年的来到,“百年南开”纪念庆典的大幕已经徐徐展开,一系列庆祝活动也开始紧锣密鼓地铺陈开来。这应是一次契机,是一次团结人心,振奋所有南开人精神的契机,这更是南开教育的一个新起点!不过,“百年南开”不是断裂,而是承续;“百年南开”是历史的一个总结,但不是结束;“百年南开”是南开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不是一个功德碑。

  在南开教育发展史,乃至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严修与张伯苓都是不能轻易绕过“名人”。奇怪的是,作为南开的“家长”,南开的师长,严、张二人无论是声名,还是影响似乎不及他们的学生周恩来,其中奥妙不必言及,多少学子是怀着成为周恩来总理校友的梦想而负笈南开的。不过,进了南开的校门,你就不可能不去留意严修与张伯苓的事迹,不可能不被这两位南开先贤坚毅的办学精神所感染。

  立言者无功,圣人之言,无须事功的证明,而事功者却又无言,严修与张伯苓作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事功者”,后人似乎对他们还是“不甚明了”。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也不是没有对他们感兴趣的师友,更不是南开宣传力度的不到位,而是他们当年那种重实际、黜空谈的办学精神始终影响着南开的学风与南开人的精神风貌,也许是太熟悉了反而使得他们远去的背影变得“模糊”。张校长一生从事教育,不张扬、埋头干,给后人留下可供瞻仰的文字竟只薄薄一册《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严先生数以百万字计的手稿、信札、日记仍静静地躺在天津图书馆的一隅,尽管后人整理出版了他的若干日记,但是除去研究者,亦鲜有人留意、翻阅。

  严修先生,字范孙,清末新式教育的倡导者,其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尤多,不仅及于京津、直隶,甚至远播云贵边陲。表面看,对于南开教育理念,严先生所能提供的“资源” 似乎并不丰富,但仔细考察他一生教育实践的足迹,就不难发现其提供给来者的精神资源就是后来南开人以“愈挫愈奋”之精神发展南开教育的精神内核。1900年经历庚子事变后,严孙先生认定非学不足以图存,遂下定决心兴学救国。为此,他先后于1902年、1904年两次东游日本,考察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行政等诸多方面。回国后,联合同志,在天津积极致力于改良旧式教育和创办新式学堂。在他的推动下,天津兴办新式学堂十余所,南开学校亦于此时成立,一时之间教泽远布,世人莫不称赞。1904年严修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后调任学部规划全国教育。民国后,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1916年在南开学校基础上,严、张二人试办高等教育,开设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

  1918年严修赴美国参观考察高等教育,并与先期赴美研究高等教育的张伯苓会合。在美期间严氏走访美国各地,先后赴美各公私立大学调查研究,白天他深入学校,了解各校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教学设备、图书等各项情况,夜晚归来又与张伯苓促膝交流,认真擘划。海外归后,两先生为捐兴大学多方奔走筹措资金,1919年南开大学终得以成立。此间两先生之辛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间究竟有几人可知?

  张伯苓校长,名寿春,字伯苓。早年出身北洋,后来亲历甲午战后威海易手之辱,一日之内,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从此认定,国家贫弱,乃国人不能自强,而欲使国人自强,必发展教育,遂立志“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伯苓校长幸遇范孙先生,严先生亦慧眼识人,南开有幸!陈平原先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一文中曾讲:“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其实,张校长令后人敬佩的缘由,还是那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被人称为南开精神的无形之物。每读南开校史,总想为南开精神作一完整概括,但南开精神,大道无形,每个南开人都有各自的理解,她究竟是什么呢?张伯苓校长当年办学,遭遇到的无数困难,不难想象。而当年南开物质上的困难与危难莫过于1937年日寇毁掠南开,六十二岁的老人,三十四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被毁。然而,他并未为此沮丧挂怀,一句“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以新生命”,足以见其坚毅的品格。读史至此,心中豁然,南开精神在张校长身上竟体现的如此淋漓,南开精神就体现在“坚毅”这两字之上。翻看旧时影像,张校长身材魁梧高大,精神饱满,全无当时国人普遍的“病夫”之态。其实在影像资料之外,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的“声音”。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还应加上一点——坚毅,这足以让后人对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展开无尽的遐想。

  时人曾评价张伯苓,或谓“张伯苓只配作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作一个大学的校长”;或认为“南开大学创立于提倡新文学的年代,但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以致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此种种议论,其实不过为矮人看戏,南开大学借助民间力量办学,其经费难以像国立及教会大学充裕,自然在科系设置上有不同的考虑。张校长以“认识中国,服务社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设立关乎国计民生的专业及研究机构,其实正是私人成功办学的出路所在。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等等,均着眼于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

  张伯苓校长毕生从事教育,晚年却得不到充分理解,其中原由纷杂。1981年《南开学报》第一期发表了梁吉生先生的《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此文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给予张校长一生全面、公正的评价。梁先生此文一经发表便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老教育家黄钰生曾感慨地说:“‘爱国教育家’这几个字一下子解放了多少南开校友啊!”不难想象,“爱国教育家”的评价唤醒了多少南开人尘封的记忆,捧读文章,多少南开人为此堕泪如雨。这是现实,更是往事,范孙先生、伯苓校长的名字又开始传递于南开人暖融融的舌尖,回响在南开人的耳畔。白云苍狗,世事翻覆,谁是青史不易的传主,谁是历史舞台上匆匆过客,自有公论!

  时下中国稍微有些历史的学校均在百年庆典上做大作文章,更有甚者追述千年梦想,追本溯源,其目的不外乎是向外界夸示学统的远久。

  2004年是南开系列学校创立的百年纪念,南开百年不同于其它学校,南开的百年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百年,不是仅仅一个中学的百年,她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南开小学,这个“大南开”的百年。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少带有“表演”色彩,口号多,实事少,而有人能近距离走进南开的话,便会发现南开教育的朴茂气象,南开的实实在在。南开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奇迹,这是外人所道。奇迹也好,现象也罢,总之,南开教育硕果依然,毕竟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重庆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至今仍然屹立,学脉不绝。南开学脉之所以能百年不绝,在艰弥厉,历久而常新,乃因南开人深感“坚毅精神”承传之不易;深知自负深沉的使命感。

  南开诞生于民族忧患的时代背景下,严修、张伯苓目睹时艰,椎心于民族之不昌盛,国家之不富强,始终将忧患意识悬于脑际,以教育救国,造育人才为己任,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今追怀他们在中国教育事业上的功绩,绝非历史的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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