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方针主要是想通过武力“解放台湾”。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5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并不断丰富、完善这一主张，这些思想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来源。

　　1955年6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7月，他同陈毅、张治中、邵力子等会见外宾时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协商，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6年10月，毛泽东说，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57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又对外国朋友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毛泽东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中，谴责美国坚持侵略台湾的立场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同时向台湾当局提出结束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办法，“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63年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一纲四目”解决台湾问题。“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①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都由蒋介石决定；②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③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④双方互信，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之事。这一重要思想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的基础。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希望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

　　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是中国亿万人民的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完成祖国最终统一的大业，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武力统一到和平统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实现，中国人民现在正努力通过“一国两制”解决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国际的支持。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关系。

　　1954年4月，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了关于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此前的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分别和印度总理、缅甸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导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三个世界”划分思想

　　“三个世界”的思想是毛泽东在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早在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据这一思想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战略：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包括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世界的格局，指出除了社会主义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国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量；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后来毛泽东把这后两种力量分别称之为第二中间地带和第一中间地带)。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同一大批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美苏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世界阐明了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美苏超级大国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力量以及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

　　“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使我国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以及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反对霸权主义

　　“

　　四、执政条件下的党的自身建设

　　(一)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又多次强调要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1.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

　　(1)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此知识点2004年单选题第8题考查过)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深刻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中国基础薄弱，中国社会解放前又经历长期的战争和动荡，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的崭新事业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而革命胜利后，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所以，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继续保持这一优良作风。

　　2002年12月，刚上任不久的胡锦涛总书记就到西柏坡革命圣地进行考察学习，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胡锦涛指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党对坚持艰苦奋斗的问题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总是反复地、经常地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加以强调。毛泽东、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要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他强调：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

　　胡锦涛同志在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是对新世纪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2)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蚀。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因此，毛泽东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消极腐败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开展过整风、整党、“三反”运动，保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巩固了新生政权。

　　2.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其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使党的干部容易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1)邓小平在八大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2)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

　　(3)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此知识点2002年文科单选题第8题考查过)“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决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中共八大针对党的执政后出现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同人民群众关系紧张的状况，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周恩来提出要从国家制度方面想办法来扩大民主，以便有效地纠正和克服官僚主义。

　　(4)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只要不脱离群众和接受监督，虚心学习和不断地工作，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

　　3.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对干部提出了加强学习、努力做又红又专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并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他强调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把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虽说这些思想其中有的在今天看来有“左”的倾向，但它们对今天培养党的干部仍然有许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