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昕捷

　　江苏省南通市是一个制造高考传奇的地方，而有人告诉记者，该市教育局局长王炎斌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记者也曾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看到过他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村教育应走科学发展之路》，带着好奇，记者采访了王炎斌。

　　对于“理想主义者”这个评价，当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的王炎斌只是付之一笑。

　　走近王炎斌，记者听到更多的是他遭遇的现实困境。

　　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 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

　　在农村中学任教多年的王炎斌，深知当前农村教育还面临教师待遇没保障，教育收费不规范，教育负债无法偿还，办学条件无法改善种种困境。

　　“说到底，农村教育就是钱的问题。”即便当上了教育局局长，王炎斌也还是感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育投入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尽管南通大部分县、乡政府已经符合“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规定，但王炎斌刚上任那会儿，仍有一些县、乡存在拖欠教师工资和乱收费的情况。

　　教育界被查出问题，老百姓往往把板子打到教育部门身上，这让作为主管的王炎斌感到尴尬。实际上，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王炎斌所能做的就是敦促地方政府完成财政投入，逼急了也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发发牢骚。

　　有一次，省里来人检查工作，查到一个乡政府竟然发文收“桌凳费”。或许是为了照顾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有关人员只是把情况向市政府领导通报了一下。一旁的王炎斌突然开口了：“省里决定怎么处理？”省里来的人一愣。“乱收费问题抓了两年，惟独他们顶风作案。不处理就是默许，那些规范收费的效仿怎么办？”一直在抓乱收费的王炎斌有点急了，“查了不处理还不如不查！”

　　可无论有多急，在教育投入上，主体还是地方政府。为了“不影响以后的工作”，王炎斌不得不严守“协调者”的分寸。

　　“这就像是化缘。”王炎斌苦笑道，“有些问题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

　　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

　　农家出身的王炎斌，念叨最多的是

　　王炎斌无法忘记，为了给自己攒够每月两元的学费，哥哥辍学做了木匠。上中学时，为了节省路费，自己每天睡在学校的传达室里。

　　王炎斌常常引用瑞士学者查尔斯·赫梅尔的话，“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王炎斌认为，对南通学生中80%的农家子弟来说，能够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才谈得上社会公平。

　　曾在3所重点中学当过13年校长的王炎斌深知，最让老百姓感到不平的就是招生时的暗箱操作。南通中招实行的是公办学校就近入学，民办学校电脑派位。但每到招生时，那些当官的、有钱的总会想尽办法打招呼、递条子，要求为子女降分录取或减免择校费。一段时间以来，上万元的择校费减免往往就是校长的一句话。

　　作为校长，王炎斌总是想尽办法推脱，

　　做了局长以后王炎斌不躲了。“有的中学校长一年减免的择校费有100多万元，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反而少交钱，哪有这个道理？”王炎斌深知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因此他一上任就没收了校长批条子的权力———所有学校的择校费都必须严格按照上报的招生人数收取，并使用由教育局开出的定额发票，同时学校无权对任何学生特批录取。

　　外甥成了王炎斌这个政策的“牺牲品”。由于中考离重点线差两分，他最终就读于一所普通中学。

　　王炎斌的“无情”的确让一些人却步，但王炎斌也知道，最终还是有些人“坚信自己享受特权，没有办不成的事”。他们往往绕开教育局，寻求其他途径。

　　说到这儿，王炎斌长叹了一口气：“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底线是不让农村学生因为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

　　作为老师，他信奉宽松教育 作为局长，他强调应试能力

　　作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王炎斌信奉的是宽松教育，“因为宽松能容忍所谓的异端，给异想天开的思维火花提供源源不断的氧气”。他对一些学校把学生当作“考试的机器，夺分的工具”感到愤慨。

　　作为南通市教育局局长，他在针对课改的工作会议上不时地提醒校长们，“要适当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课改如果回避考试和应试，那么，即便它代表了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即便它富有创新的时代色彩，也只能是水月镜花”。

　　问题是教育工作者们似乎还没找到既宽松又能取得好成绩的方法。一直以来，南通的高考成绩位居全省前列，而南通许多县中采用的应试手段又广受争议。

　　背离了自己的教育理想，王炎斌感到无奈。他认为这是当前不健全的用人机制和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造成的。对于想跳出农门的南通学生来说，高考就是一场生存发展的竞争。因此当王炎斌面对着那些在子女教育上倾其所有的农民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让这种投入能有高效的产出。王炎斌认为，只要选拔人才的考试存在，就无法回避这个现实，“我所能做的就是探索一些科学的手段，尽量提高效率”。

　　当校长的时候朋友多，当教育局长朋友越来越少

　　在王炎斌的教育实践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这样交织在一起，他的教育理念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施展。

　　从34岁做校长开始，王炎斌就以“硬肩膀”、“硬耳根”和“硬手段”在南通教育界闻名。

　　担任局长后，深知学校管理弊端的王炎斌就先从校长开刀，因为他无法容忍“有些人把校长当官做，有些人把校长当老板做”。

　　有位校长贷款1亿元改造校园，别人问他怎么还，他说，“那不是我的事，明年我就要退休了。”在这种“树政绩”心态的驱使下，南通不少学校提出“用明天的钱来办今天的事”，在硬件建设上不惜斥巨资，结果一些省重点中学中迅速“崛起”了一所所资产上亿元的学校。而这样的决策往往是一些校长拍拍脑袋就决定了的。

　　王炎斌明白，在这背后是几千万乃至上亿元的负债，而随着办学的日益规范，随着择校“三限”(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政策的逐步落实，这类学校的还贷能力将越来越弱，零资产出售甚至负资产破产重组将成为短视行为的最终结果。于是王炎斌提出，各个学校必须制订合理的发展规划，同时学校申请银行贷款必须由教育局来担保。

　　2005年，南通市教育局在全市行风评议中被评为优秀。这之前，在南通一提到教育收费等问题，老百姓都是怨声载道，向来是“行风评议，教育坐底”。

　　“当校长的时候朋友多，当教育局长，朋友越来越少。”这是王炎斌现实生活的写照。从老师到校长，从教育专家到教育部门的一把手，这一路走来他并不轻松，甚至越走越感到孤独。这个社会盘根错节，充斥着复杂的关系背景，无论是作为校长或是教育局局长，无论是实践教育理想还是实施教育管理，都无法摆脱这个现实。

　　每每念及于此，王炎斌总是摇头叹息：“人终究不能拎起头发离开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