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师学生有“大爱”

　　育人环境，这同样是中外教育的重大差异。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这所学校从2001年到2005年世界排名第一，它不仅对教师显示出它的“大爱”，而且对同学给予深切的关爱，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在美国不算贫困)学生的100%都获得了奖学金，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也有30%获得了奖学金。这也是大学排名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它用基金保证学得好

的学生一定能读大学。

　　这里我想跟大家再一次讲一讲费马大定理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迷恋”费马大定理，8年没出一篇文章。在国内这样的人可能早就下岗了。可他的校长却没找他的麻烦，并说他这样做总有他的理由。果不其然，8年后，怀尔斯教授宣布最终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一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年的难题，这就是一所学校给予教师的宽容，才让大师成长起来。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曾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普林斯顿大学仍然允许他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给予他极大关爱。他一“疯”就是30年，学校就留了他30年。可30年后，学校的宽容和家里人的关爱让他“醒”了，并最终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样的幸运也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工作的中国学者杨向中，因为对牛的兴趣而研究克隆牛。后来因为科研条件限制要转校。校长问他你需要多少资金补充研究条件，他说大概800万美金。校长说，我一天之内给你答复。不到24小时，校长用三种形式给了杨向中回复：email、电话录音、秘书联系。校长同意给杨向中1200万美金资助他的科研，盛情挽留他。现在这个大学在克隆牛方面的研究是最先进的。

　　上次见导师是多久以前

　　中外教育差异的第五个方面在于是否真的“以学生为中心”。全世界的导师制源于牛津大学在15世纪发起，这是牛津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最大贡献。关于导师和学生的关系，牛津大学有这样一个说法：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在学生的心里点燃火苗。我并不赞成导师吸烟，但我觉得这种比喻很对。

　　再看耶鲁大学。它的优良传统是“住宿学院”，学生和老师们住在一起，学校在住宿学院中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形成了大学慢慢积淀下来的传统和氛围。学校有200多个学生社团，而那些后来成为国家领导者的人们，据说都在社团中做过领袖。

　　在

　　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上次见导师是多久以前？很多学生有这样的感受，除了上课，基本看不到导师的影子。问这些老师，他们则有苦衷：我们的薪水和两部分挂钩，一是固定工资，二是津贴。老师的工资不高，如果不努力多拿一点“额外”收入，一退休，一大块津贴就没有了，以后的生活就无法保障，自然无法把学生培养照顾得面面俱到。

　　我很理解这些老师，如果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和谐，就会出现问题。和谐校园也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和谐校园里应该不提倡官本位。中外高校选拔教师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选拔教师的普遍标准是学术型的，范围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而外国选拔教师的领域则宽了很多，从全世界选拔，并且很多来自政府和企业。

　　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就走上大学讲坛，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讲授“高科技与国防科学”，我想这门课再没有人能讲得比他更好了。

　　前几天，我听说赵启正同志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做院长的确能把多年的工作实践带入新闻教育中来。

　　如何造就一代创新人才？回到这个问题上，我仅仅是和大家做了一次抛砖引玉的讨论，也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就像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教育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