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在内地高等院校广泛推行。由于改变了此前高校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考核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

　　目前，在全国的众多高等院校，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础。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

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

　　与之配套的制度是重奖激励。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成为师生重要的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还可获得校方丰厚的物质鼓励。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曾规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5万元奖金，国内核心刊物则为5000元。而华中地区一所高校则一度规定，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可获得奖金50万元。

　　这些落到每个教师身上的压力和动力，很快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曾门前冷落的学术刊物，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编辑们从为“稿荒”奔忙，转而为大量送上门来积压发排的论文而苦恼。教师们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的热情空前高涨，一年出个10本书的“神话”屡屡在校园上演。据报道，到2003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5位。与此同时，硕士点、博士点在高校遍地开花，各种名目的科研项目纷纷上马，某些“精力充沛”的博士生导师居然能够一个人带数十位学生。

　　然而，与这些令人振奋的科研和教育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国内地排名世界第13位；2003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51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27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已连续多年空缺。

　　更令学界忧心的是功利主义的导向使学风日益浮躁，并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一位教师无奈地说，现在老师们的压力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的了，真是斯文扫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善镇尖锐地说，陈景润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评价标准，陈景润既不可能当上教授，连工作可能都会成问题。

　　著名华人数学大师邱成桐在与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国内当前的学术风气感到忧心忡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洪源说，重大、关键的科研成果可能开启一个时代，一个人一生有一次就很了不得了，在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成果会影响一个学科很长时间。学校必须有能力和组织机制把这些人筛选出来，一个大学如果培养出了几个这样的人就很能站得住。但是，如果大家发表论文就像赶集一样，熙熙攘攘的，随便往筐里装点“萝卜青菜”一类的东西，每年两三篇文章，有的居然一年七八十篇文章，这些文章不用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