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名的得与失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大学更名持保留态度。他说，学校内涵与名字没有必然关系如果没有达到大学的水准，就算改掉名字，也无大学之实。

　　朱清时分析，大学热衷于改名，不外乎能得到两点好处：便于招生，提高档次。随着社会发展到今天，钢铁学院、煤矿学院、化工学院等“冷门”学校很难得到考生的青睐。而“科技大学”的名称，往往对青年学生更有吸引力。但是，应该看到，一方面这样带来的招生人数的增长，于提高学校质量无益；另一方面，倘若学校名不副实，学生得不到良好的专业教育，这对学生非常不公平。

　　朱清时表示，社会上存在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大学”一定比“学院”强，档次更高。其实并非如此。目前这种更名大潮背后，透露出高校在某种程度上迎合这种社会观念，表现出一种浮躁、追求政绩、生源扩张带来经济利益的心态。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对一些大学领导而言，更名换姓、大学升级带来的更直接的好处是随着学校行政级别提高，他们的“官”也随之越做越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秦惠民教授认为，校名好比商品的品牌，好的商家懂得珍爱自己的品牌，学校也应如此。学校更名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若非出于“并校”等非改不可的原因，说明其对原有校名所代表的质量和声誉缺乏信心。名字不等于质量和声誉，叫“大学”并不代表就比“学院”水平高、声誉好。

　　他说，一所高校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应把力量下在名称上，而要切实地把教学科研质量搞好，自然就会有好的回报。但如果原有的校名代表了不好的质量和声誉，就像商家总是要把坏的商品换一个新品牌，则是另一回事。

　　秦惠民说，尚未形成品牌效应的大学，应着眼于提高属于这个品牌的含金量。如果仅止于“改名”来提高影响力，难以真正达到目的。

　　消失的传统

　　早在建国初期，中国高校就经历过一次集体改名。

　　1949年以前，国内较好的大学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国立浙大、国立

　　其时尽管国难不断，但治校相对独立，民主风气极浓，学术卓著。竺可桢领导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各科都有长足发展，被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开创了科学研究工作，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和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声誉鹊起；更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气象系、航空系、体育系、艺术系、工商管理系等等，成为中国众多学科的鼻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立大学取消“国立”二字，北洋大学更名天津大学，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都被改造为公立大学。此后的1952年，新中国摒弃原有欧美大学模式，采用前苏联模式，编译苏联教材，全国大学进行院系大调整。

　　1958年起，部分大学开始取消讲师、助教、副教授、教授学衔，统称教员。1966年起，毕业生考核制度被认为是旧社会的产物，高等学校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

　　建国后到改革前这一时期，学科交融和良好的人文教育被变相摈弃。教学和科研没有很好地交融，没有赋予学生基本的人文和科学素养，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在不同程度延续。(孔文《中国大学入门——兼谈中国最佳典范大学》)

　　几十年光阴过去，回过头看，这次大学更名，留给历史的更多是教训——大学在政治变迁的大潮中强硬地与“旧大学”决断，同时，大学的历史血脉和学术传统也被拒于门外。

　　包括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大学这些历史名校随着名字的更换，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它们的“后身”有些由于名字上的差异，而与之前的历史断裂开来。为此，它们只能站在新的起点上，从头再来。

　　今天，当我们谈起一所大学的名字，就会想起与之相关的人和名字。例如，听到浙江大学，我们会想起竺可桢；而清华大学则会让人回忆起王国维和陈寅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大学再次掀起改名热潮，正如熊丙奇所言，高校追逐利益与寻找历史的矛盾举措无形中陷入了寻根与改名的悖论。而改名无非希望让学校的声名传播出去，带来更大的回报。但是，一方面，每所学校都希望把自己的历史延伸得更远，越是历史悠久，就越能体现学校的传统与实力；另一方面，名字要改、要新、要能吸引学生。如果今天这些学校的名字变成“中国东方大学”或者“北方大学”，我们还将如何延续与这些学校光荣历史的对话？更名造成的断裂，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遗憾。(李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