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大学要迎接“全球化”挑战

　　新京报：不少人认为，香港高校来内地与清华北大争抢优秀生源，会使清华北大等高校成为“二流大学”。对此怎么看？

　　杨东平：清华北大到底是几流，并不在于它能够笼络多少学生，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学

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在这些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自有公论。“一流”“二流”本来就是很通俗的说法，不是严格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计较这些说法。

　　王一兵：如果将这种现象看作一种人才流失的话，香港本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最好的学生往往也是跑到英、美上大学，而不是留在香港。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香港高校多年前就在议论如何说服香港当局放宽政策从内地招高才生到香港就读，以提升香港大学生的素质和香港高校在国际上的声誉。但如果有人认为香港从内地招到了几个高考

　　新京报：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缩影。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杨东平：说老实话，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多年来还没有对我们的办学体制、教育制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这种竞争和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危机感越来越强，比如现在高等教育面临的学术道德滑坡和教育质量滑坡问题，但可惜的是，高等教育还缺乏改革的动力。

　　所以，进一步扩大在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对外开放，可能是促进内地高校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尽管我们也颁布了《中外合资办学条例》，但是在中国，能做到合作办学的学校是非常少的，至今国内只有两所，宁波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分校和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这跟我们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极不相称的，所以我们只有进一步对外开放，真正拥抱高等教育全球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发展。

　　新京报：与境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校相比，我国高校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环节？

　　杨东平：中国高校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有非常广大的生源。我们知道，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区域非常狭小，都在为生源不足而苦恼。与此对照，中国内地丰厚的人力资源是最大优势，而且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的教育费用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比较低，这是它的一项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体制障碍和观念障碍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行政化管理和官本位现象。高校的独立性、学术的自主性、学者进行研究的环境、条件受到影响，一大批高校变成副部级，这不仅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目标相违背，也与2000年中组部和人事部提出的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相违。2000年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提出要逐步淡化、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高等教育领域做得不好。

　　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不安心搞研究，愿意去当官，这是对学校学术气氛的破坏。行政化的管理和官本位的价值，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评价、考核、填表、审批，干扰和占据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大学虽然比以前有钱了，但是学术的自主性、创造性受到了其他一些方面的束缚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