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着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新京报：中国高校该如何扬长避短，在高等教育全球化潮流中占得应有的一席之地？

　　杨东平：归根结底，就是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这些年来我们也做过一些改革，第一是以经济创收为主要目的，像大学生收费、后勤社会化、大学城建设之类的

；第二就是在外围进行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改革，像教师聘任制度、人事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高校管理体制。1985年和1992年《纲要》提出的基本目标认为，大学要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恢复大学的自主性、学术性，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体制(我把这称之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但目前还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我们现在行政化色彩较浓的大学制度，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前现代”的大学制度。中国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它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大学自治，也就是如何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应当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第二、学术自由，这既是一种大学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为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第三、教授治校，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把它理解为“教授治学”，也就是说学术内行的一种自我管理，这是大学管理体制的特点；第四、通才教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会迅速过时，但大学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需要弄明白。第五、学生自治。这种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为世界各国大学所普遍遵循。

　　所以内地大学和香港高校以及世界其他高校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两种教育体制的竞争。邱成桐说：如果中国的学术环境再不改变，中国的科技要落后20年。这不是赶超的问题，而是继续落后的问题。

　　王一兵：在我看来，主要的着力点是这四个方面：一是更新理念，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和革新。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四个“过渡”之中：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过渡，从计划经济体制环境向市场经济体制环境过渡，从农业社会或者不发达的工业社会处于边缘化状态向信息和知识社会中处于创造和传播知识技能、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的中心地位转移；从封闭的环境向开放的经济全球化环境过渡。

　　矛盾错综复杂，当务之急和最根本的是继续推动和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和管理的改革，改革和革新的重点是培育和释放高校的动力、活力、能力、潜力，培育它们的特色，保证学校在这多重过渡中，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更新理念开始，否则，就很难有正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第二，对于大学(尤其是那些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而言，它的办学理念、它的自主和特色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现在的高教法应当适时进行修改，修改那些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或者实践中已经被证明需要修改的部分。同时，至少全国重点高校应当首先建立反映自身理念、特色、自主领域的章程，这种学校章程应当通过立法的程序形成法律，不要随意变化。要办成一流大学，这也是一个基本保障。

　　第三，政府应当学会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掌握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促进建立公开透明、权威公正的质量保证机制，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化的浪潮中代表并保护高校的利益，但一般不要去干预属于学校自治范畴的具体事务。

　　最后，学校校长应该公开遴选和招聘。竞选校长者应该向全校公开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实现这些理念的方略。

　　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既要负全责，同时应当有全权。我主张逐步创造条件，对学院的院长和学科的领衔教授在全球招聘。有了新的大学章程和校长，硬体设施基本到位，教师的待遇提高并相对稳定，学校应当集中力量抓好两件事：按照国际名牌大学通行标准，重点建设一批一流学科；第二就是用铁的手段整治好学风。

　　如能实施以上几条，我想世人，包括青年学子，都将对我国的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一层次高校刮目相看。

　　(作者：陈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