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1年随丈夫来到山西长治市,先后在鹿家庄小学、化家庄小学、大辛庄公社高中任教,工作近20年。

　　我来到鹿家庄村的第一天,看到村口石磨上碾的是剥完玉米粒的玉米棒子,村民拿它筛了当面粉吃,那东西连糠都不如。我住在学校的一间房子里,学生每天提着瓦罐来上学,中午和晚上我家灶台上就摆满了盛饭的瓦罐,满屋子都是酸菜味。有时,我把家里做的多余的饭分

给学生们吃。上晚自习前,我常把那些饭量大的孩子叫到我家,让他们再吃点。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谁也不宽裕,一到月底,为去学校借钱、借粮,我和丈夫经常争吵推托。再加上我经常把那些辍学的孩子叫回学校,导致他们的家长经常来吵闹,为此我的5个还不懂事的孩子很有意见,他们说我,这是何苦?

　　我教语文,很吃力。学生不会说普通话。长治人发音不准,把“人”念成“营”,把“牛”念成“油”,我费了好大的劲纠正他们的发音。我还把学生的作文和自己写的范文装订成册,精心保存。我连年被学校评为先进,每次都是发奖状,在我要离开长治市的那一年,居然有一口小铝锅当奖品,这让我兴奋不已。

　　在那段时间,我收获了农民兄弟们的深情厚谊,现在看来,我得到的其实远远大于任何物质和金钱。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丈夫被关进牛棚,每月只给30元的生活费。我也被下放到化家庄,没有吃的,大队干部就特别给我开“绿灯”,破天荒地准许我们每月从生产队借粮吃,而且暂时不付钱。现在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念叨: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就没有你们的今天。

　　最让我感激的是,“文化大革命”最惨烈的时候,我丈夫被红卫兵踩在脚下用军用皮带抽。当时我们村子的农民兄弟马上制止他们,质问:“怎能这么残忍地对待你们的老师!”没有他们大义凛然的保护,就没有我丈夫的今天。

　　我和丈夫原本在北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爱人被打成右派来到山西后,我向文化部和出版社打了9次报告,才被批准带着孩子来到山西。有人说我亏透了,的确,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磨难,但我也得到了善良的中国农民的爱护。如今,我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特写此文,以表达对那些善良的农民兄弟姐妹的感激,并纪念我今生引以为豪的乡村教师经历。

　　张毓如

　　〔编者注：本文是本报教师节特别报道刊出后收到的众多电子邮件之一，发自加拿大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