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首席中国顾问贝德[摄影:马婧]

　　作者: 李梓新(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梓新 郑加良 华盛顿报道 摄影 马婧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只有一周，奥巴马团队亚洲和中国首席顾问、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在华盛顿接受了记者专访。

　　贝德早自1977年起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成为中美恢复邦交关系后研究中国的资深专家之一。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者，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长达27年。在任期间曾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处处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和驻香港副总领事等职务，他还曾在2001年帮助中国达成了加入WTO的框架文件。这位未来四年乃至八年极可能影响新任总统对华政策的首席顾问，目前带领着奥巴马一个多达60人的亚洲和中国顾问团队。

　　奥巴马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记者：总统大选结果即将揭晓，新一任总统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何种改变？

　　贝德：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36年来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我相信两位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会遵循这一主流，中美关系仍会维持积极的建设性关系。尽管两位候选人在个性和观点上不尽相同，但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中美之间仍将保持稳定发展。

　　记者：身为奥巴马亚洲和中国的首席顾问，你是如何与奥巴马共事的呢？

　　贝德：奥巴马团队有许多来自学界的志愿者，包括一些高级顾问，他们专门研究俄罗斯、中东、欧洲和亚洲。亚洲团队大约有60到65人，我指导这个团队。我们为他和他的全球事务最高顾问提供关于亚洲的政策咨询和建议。比如之前的三场电视辩论，我们提供部分陈词以及关于亚洲政策。我们为奥巴马提供每日新闻的最新进展。这个团队都是志愿者，我们不取分文。我从2007年2月就开始做了。

　　记者：为什么你志愿为奥巴马服务呢？

　　贝德：2006年我与奥巴马初次见面。他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我和他吃了晚饭。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记得布热津斯基博士(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一次见奥巴马后说：他是自肯尼迪以来我见过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政治人物。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个人来说，在我政治生活中第一个让我感动的，正是肯尼迪。他上台时我才15岁。和奥巴马交谈后，我感觉他和肯尼迪很像，极具潜力、对未来的影响力和同样强烈的激励能力。我当即认定他将成为一个很独特的领导人。他很坦诚，思想很有见地，这些都是强烈吸引我的领袖品质。

　　记者：现在离大选揭晓还有一个星期左右了，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否已经在制定过程中了？

　　贝德：奥巴马的中国政策是务实的，不是理想化的。他也是在主流观点之内的。他相信双方的关系是合作之中有竞争因素。他想在新的领域加强合作，同时巩固既有成果。双方共同面对一些未来的挑战，比如核威胁，包括朝鲜和伊朗的核建设，阿富汗、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温室效应，能源安全，非洲国家关系等。这些将是未来数年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核心。现在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贸易和人权，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和发展，但这些不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

　　记者：布什政府所在的共和党在过去8年同中国维持了相对稳定友好的关系，有人认为共和党执政对中美关系持续发展更有利，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贝德：我不同意。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的确和布什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但1972年以来历届政府无不如此。尽管有时起始阶段会有些困难，但每个政府都迟早会和中国打好关系。无论谁当选，中国政府都会与其建立好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就具体的政策做决定，而不是毫无理由偏向哪个政党。：对奥巴马来说，如果他当选，他希望像布什那样，同中国领导人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

　　记者：你提到过去几届政府开始和中国都有些困难的磨合期。在你的著作中，你也曾举这样的例子，1992年克林顿政府刚上台，就当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设置了条件，你认为那是不明智的。那么你认为对即将上任的总统候选人与中国维持好关系，应该注意什么？

　　贝德：我们应在一开始就同中国建立好关系，不应在竞选阶段出于政治目的恶意妖魔化中国。不要忽略同中国的复杂关系，而向选民做出听起来很美好却难以实施的承诺。除非大局上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否则你绝无可能发展私人的友好关系。

　　记者：你曾经在克林顿政府里任职，你是如何评价1990年代的中美关系的？有何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贝德： 199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不佳，1996年台海危机也影响了中美关系。可以说克林顿总统一开始上任时，两国关系的基础并不太好，在1992、1993年他也犯了些错误，但在之后的几年，他弥补了回来。我当时正在国家安全理事会中任职，主要负责中国关系。当时我们在白宫和国务院里做的，就是尽量在这段困难时期维持住中美关系，试图把它拉回正轨。我们做得不错。在1997年中国前主席江泽民访美，1998年克林顿回访中国，当时我都在场。我相信这两次互访是历史性的，它重建了信任和积极的合作关系。这段经历也成了我个人最重要的回忆之一。

　　中美贸易将如何发展

　　记者：你谈到中美的贸易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变，有媒体称奥巴马是一位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中国目前正担心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可能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策略。

　　贝德：奥巴马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其实他一直自称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需要提高自身的贸易竞争力，也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有效地与他国竞争，而非通过创造贸易壁垒来避免竞争。

　　具体到中国，他认为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有所改变，那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模式。包括缺乏能源密集型的高水平产业，过高的中央储蓄和过少的消费，以及对人民币价值的低估，这些都需要改变。他不是唯一谈论这个的人，温家宝总理也谈到同样的问题。

　　记者：假如奥巴马当政，他会不会要求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调整？人民币的升值是否要快？

　　贝德：奥巴马相信，货币的币值应该由市场、而非由央行决定。人民币自2005年来已经升值超过20%，这是很重要的进步。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也在缩小。但同时，中国仍然保有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仍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平衡人民币币值。

　　记者：你在2001年为中国达成了加入WTO的框架文件，你如何评价中国加入WTO后这七年的表现？

　　贝德：我的个人观点是，如果你看看中国当年加入WTO前定下的承诺，你会发现中国已经很好履行了多数承诺。不过仍有一些承诺做得并不太尽人意，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此外，在美国业界还有一个普遍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保护一些行业巨头的关键部门，这大大不利于那些领域的外国竞争者。这和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相左。

　　记者：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你如何看待近期中国的毒奶粉等事件？

　　贝德：中国的食品监管在国内和全球贸易中历来都是主要关注点。因为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它的经济增速如此迅速，它的质量监控问题就很容易吸引全球注意。很显然，消费者已经不能接受含有危险化学品三聚氰胺的食品再次出现在海外市场中。中国真的需要建立好自己的质量监控系统，否则，其品牌吸引力和海外产品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很明显，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将会对进口的产品实施更强的监查，来保证产品安全地流入市场。我们有许多机构在做这件事。这些机构提供资金，同中国的生产商建立合作关系来确保恰当的保护方法被实施。

　　记者：能否就你个人经历谈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

　　贝德：就我个人说，我对这30年的变化印象十分深刻。当我198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我在北京住了两年。当时的生活单调无趣，人们比较贫穷，缺乏公共生活，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商店，也没有多少饭店和宾馆。我不得不说，那时的北京真是一个没有快乐感的城市。但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使中国彻底改头换面，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记者：你觉得，2008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贝德：2008年对中国来说充满戏剧性。汶川大地震是过去30年来全球最惨重的悲剧之一。这也是中国自唐山大地震以来死伤人数最大的一个灾难，影响深远。这次中国政府把灾难处理得很好，很活跃很开放也很到位。

　　奥运会则把中国很好地介绍给了全世界。比赛进行得很顺利，开幕式令人眼花缭乱。这对全世界是一个很深远且很积极的信号，它让世人看见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奥运会也把中国放到全球聚光灯下，诸如媒体和互联网自由等议题也被放大。

　　记者：未来4年到8年，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贝德：我觉得世界对中国的崛起还没完全适应过来。全球化背景下，一些机构比如八国峰会(G8)在做出全球决策时，中国的声音仍然不够大。中国在某些世界组织里仍在扮演着和她实力不相符的角色。不过有些时候这都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决定。中国一直还是比较谨慎的。

　　但在未来4到8年，在诸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需要和中国在各种全球议题上寻求更深入的合作。目前美国这些议题上扮演着主流的角色，但我们不能再用1970年代的旧思维和旧框架来面对当前的挑战。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进来。

　　记者：身为奥巴马志愿者，这会不会影响你身为学者的独立公正立场？

　　贝德：我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学者工作要求我不偏不倚，布鲁金斯是无党派的。但我为奥巴马的工作是份外的事，并非学者工作的一部分。我不会把两者混起来。比如，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过去几年我一直认同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为他说话，我有自己的学者立场。

　　记者：假如奥巴马成为总统，你会希望成为新政府的一员吗？

　　贝德：谁知道呢。我志愿为奥巴马服务，是因为我希望能帮助他赢得大选，而不是为了在政府中谋得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