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2月17日报道说，16日下午3点多，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21岁的男大学生小李突然闯入环化楼3层教务科办公室。小李用刀扎伤教务科科长徐老师，随后从一处过街天桥跳下。经抢救，两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小李说，他因成绩不好，被学校勒令退学才萌生歹意。

　　笔者清楚地记得：在我20余年的学生生涯中，从小学开始，到初高中，又到高等教育阶段，“成绩不好则勒令退学”字样一无例外地写入了就读学校的《学生手册》，同时也是中小学班主任老师或高校辅导员、院系分管教学主任与秘书、学生处和教务处“领导”常常挂在嘴上的“重磅校规校纪”。原以为求学生涯告一段落了，则终得逃脱这把“尚方宝剑”的威胁与恐吓，但很不幸，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做了一名高校教师，而且属于教学管理一肩挑的“通用类型”。于是乎，在教学之余，不管情愿与否，转过来我开始拎着它经年不息地去威胁、恐吓自己的学生，尤其是英语、计算机习得能力“先天不良”，一路“红灯”高挂的农村学生，并美其名曰：“为师是为尔等好”，虽然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其中的“好”究竟算得什么“好”。

　　按理说，在传统教育阶段，孔老二的“有教无类”是一块金字招牌，断然不会出现“六艺不精则竖子滚蛋”的现象，那么，教育步入近现代至今，是哪一位教育天才首创了这招“成绩不好则勒令退学”、哪一所英明学校首次把它写入了“校规校纪”、哪一个或几个倒霉学生开了“滚蛋先河”等等，我曾一度想检索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看看历史的究竟，至今无果。然而，上述历史问题虽是至今无果，但无妨我一次又一次惊愕于当下的现实。就我所在的高校而言，属于“211”打头的，在“成绩不好则勒令退学”方面俨然比较“正规”。一学期全班成绩倒数第一者、一学期所选课程学分不足10分者，得“退学警告”，连续两年如此者，则势必“勒令退学”。

　　据我这个“内部人”所知，本校每年至少有10余名学生因此遭遇“勒退”。其它“211”高校，恐怕也是如此。那么，单就“21世纪100所重点高校”而言，保守估计，成绩不好被“勒退”的学生也有1000余人之多。加上其它占绝对比例非“211”公办或民办的高校，全国各类高校每年、连年、历年总共“勒退”了多少大学生，又有多少中小学学生被数量庞大的中小学学校予以“勒退”，虽然至今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出炉相关统计数字，但一掐一算，傻子都知道会是一个一旦说出即吓人一跳的“天文数字”。

　　在笔者看来，不管是基于任何说词，任何形式的“成绩不好则勒令退学”置于任何学校的“校规校纪”中，都难逃两点怪诞。一是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怪诞。众所周知，受教育权，是写入《宪法》的国民基本权利之一。下行的《教育法》及其它教育法规，是给了各级学校权衡、裁决自身教学管理事务的一定自由空间，但无不以保障那“国民基本权利”为前提、为指向、为归宿。较真地说，校方“勒退”学生某种意义上不可不谓：“公然地侵犯、危害、剥夺国民（学生）受教育权利”的“违宪之举”。然，是谁在对高校“公然违宪”的“成绩不好则勒令退学”默不做声、视而不见？

　　二是教育机构与教育工作者的怪诞。如果说，学生违法犯罪了，予以“勒退”或干脆予以“开除”，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成绩不好则勒令退学”算哪门子事？笨蛋学生总归是笨蛋老师、笨蛋学校、笨蛋教育体制联手打造的笨蛋吧，教育不好了或者说压根就是“搞残废”的，末了一脚踢出去，是冠冕堂皇的“怒其不争”，还是为自家“黔驴技穷”掩丑？这是其一，师道无德。再者，有了“勒退”的案底子，一般情况下被踢笨蛋中小学学生接下去的遭际是：四处碰壁、接连被踢、饱尝酸辛。而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方才挤入高校的大学生来说，那毫无弥补余地的一踢毫无疑问更致命，因为踢碎的是他们命运的咽喉，是他们曾经的理想、现在的希望与未来的活路。难道，这就是我们教育人、培养人的本意？这是其二，无德而绝属缺德。就此，我们很难想象，那些被高校自立名目“勒退”的“前大学生”，处天渊之间，他们该如何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幻灭不能承受之重，日后又将如何去“爱”他人与社会。

　　而不难理解的是：现今躺在朝阳医院的担架床上，小李不断重复的那句话：“我成绩不好，学校让我退学，我就不想活了，我本来想杀三四个人，但我怕被枪毙”——个中包含着怎样的愤怒、怎样的绝望、怎样的悲哀。扪心自问，陷入疯狂的，岂止是这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