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藤原则”戒除打孩子

　　记得女儿刚出生时，我们夫妻谈起打孩子的问题。妻子直截了当地说：“你要敢碰她，我就打电话叫警察。”在美国生活过一段的人都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她当然不需要叫警察。因为我也反对打孩子。不过，打孩子对不对，远还没有定论。美国大部分州是禁止打孩子的。但在许多州，对孩子体罚还是合法的。根据一个调查，在巴西，19%的人相信合理的“打屁股”是必要的，这个数字在美国是55%，希腊是87%，全世界平均是52%。当然，这种调查未必准确。但是，说世界上大致一半的人口支持体罚，恐怕不过分。2006年10月，《今日美国》采访了20位企业总裁，发现他们都是在体罚中长大的。甚至有人说，体罚使人懂得守纪律，办事严肃认真，尊重权威，有组织性，这些都是企业总裁的必要素质。有世界经理之誉的前GE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很感念母亲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个动不动要用鞋子来揍他的严母。Sara Blakely从小经常被打屁股，甚至把所有的内裤都穿起来作为防护。如今她长大成人，成为内衣公司的总裁。她做的内裤也许并不为防止打屁股而特别设计，不过，她有1亿美元销售额的公司的名字叫Spanx，就是从“打屁股”(Spank)中来的。

　　然而，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企业总裁，大多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当时体罚很普遍，他们受体罚并不能说明他们有什么特殊，更不能说体罚造就了企业家。我说这些，无非是想提醒大家，体罚的事情尚无定理，即使在美国，信奉“不打不成才”的理论的人大概还是多数。我作为少数派，只想把反对体罚的道理讲清楚，并且以我的孩子为例，展示一下不体罚的好处。

　　体罚是建立在大人和孩子之间体力不对等的基础之上的暴力行为。当你体罚时，你就是向孩子灌输了以强凌弱的合理性。这有两个后果：第一，孩子接受暴力原则，长大了会欺负人，甚至会欺负到老子身上。我上中学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孩，上课来总是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和他爸爸打架。我很吃惊：“怎么敢和你爸打架？”他回嘴说：“你他妈的懂吗？这叫独立战争！”后来他个子长高了一头，也不带伤来上课了。再问他家里“独立战争”的进展，他得意地说：“那老东西再不敢碰我了。”我猜，长满青春期肌肉的他，不教训一下他爸爸就算不错了。

　　这种例子比较极端，并不多见。但第二个后果，对现在的父母来说就非常实际了。从体罚中，孩子知道大个子可以欺负小个子，以后在外面碰到大个子，就会有恐惧感，觉得人家可以合理地欺负自己，影响其自信心。我女儿身体娇小，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都是班里体重最轻的。孩子之间，推推打打在所难免。这个问题对她就特别重要。我们在家里，对她还是该严就严，但从来不体罚。我们教给她的信条很明白：没有人有权打你！她上幼儿园时曾有一段时间经常被一位男孩儿推搡，心里很害怕。我们也马上找到老师交涉，杜绝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保证她的心理安全。如今她已经8岁了，在学校非常自信，学东西也很快。而她在幼儿园时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个犹太男孩，父母学习抓得很紧，恨铁不成钢，不时会打他。结果呢，个头不小，却畏畏缩缩，学习比我女儿慢至少一年多。

　　当然，仅仅坚持不打孩子，但不知道在不打孩子的情况下怎么教育孩子，也是不行的。打不打孩子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应该是相对平等的，还是权威式的？这直接关系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打孩子，其实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权威关系的一种表述。如果仅仅放弃打孩子，却保持这种权威关系，并用其他的形式表述或重申这种关系，那么孩子的成长还是会受影响。

　　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前面提到的Annette Lareau的《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劳动阶层和中高产阶层中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有所不同。在劳动阶层，父母就是绝对权威，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很简单：行，不行！住嘴！别碰这个！孩子非常服从，没有二话，更不质疑父母。中高产阶层则完全不一样。孩子要买一个玩具，父母觉得不好，那就要和孩子讲道理，甚至达成交易：你不要这个，我可以给你买那个。你可以要这个，但回家要把几个字母学会……这种关系，是一种对话性质的，很像常青藤的讨论班。

　　我们应该承认：学龄前儿童和父母不是平等的，也不应该平等。但是，中高产阶层的父母在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时，尽量模仿平等关系。这样就使他们的孩子比劳动阶层的子弟提前十几年为长大进入和别人平等相处的社会做准备。

　　具体而言，中高产的子弟更有自信。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没有人能够无故否认他们的理念。他们总有办法为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与别人讨价还价，不轻易放弃。同时，他们也知道，要坚持自己追求的东西就必须掌握说服别人的技巧，具备在有关问题上的基本知识，能够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一切，自他们能说话起，就在他们和家长的对话中反复演练。以后当律师、企业经理或总裁、教师、推销商、科研人员，等等，什么不需要这一套技巧？在这方面，中高产阶层的孩子可以说早练就了童子功。

　　我教育孩子的方式当然不是完全来自书本，很多是来自个人的经验。我小时候被家长称为是个“无理搅三分”的孩子，外号“外交部长”，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听话，要和大人辩。当时家长这么说我，当然是贬义的，觉得他们小时候对我没有好好管教，惯得我没大没小。后来因为学习不用功，常常还挨打。比如英语，那时是“文革”末期，初中开始有英语课了。老爹满指望我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没想到我没有兴趣、不好好学，所以连打再骂。结果呢？我反而不学了。乃至高考时其他科目分数都很高，唯有英语交白卷。

　　小时候挨打对我成人后的事业有很大影响。我一生比较失败的时期，是大学毕业后的六七年。那时我主要当个记者，总喜欢追着思想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进行采访、赶时髦。直到后来听这些人讲话实在烦了，再加上80年代末因为生存环境的挤压而决定学英语出国，才终结了这种跟着“权威“后面学舌的日子。现在想想，我自己的思想原创力恐怕比这些权威中的大部分人都要大得多，为什么大好年华竟浪费在记录他们的话上呢？根据我的自我心理分析，那就可以归结为小时候挨打的心理后果。我小时候个头小，在外面就经常受欺负，尝过不少皮肉之苦；回家再因功课差、不听话而挨打，自然心理上会留下创伤。虽然我一直很反叛，坚持学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对世界毕竟还是充满了恐惧，对独来独往、挑战权威更是缺乏信心。相反，权威则是身强力壮的“大个子”，跟着他们后面记笔记，不另起炉灶，心理上感觉安全一些。这种心理阴影，到了耶鲁读了几年书后才摆脱。耶鲁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并非学术的训练，而是使我抛开了惧怕权威的心理，从挨打中站起来。如今我不仅教书搞研究，而且在国内成了挺“人气”的媒体撰稿人。我事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并不是接受了大人的武力权威而用功的结果，而是不听大人的话、进行“胡搅蛮缠”的行为。“胡搅蛮缠”训练了我的批判性思维和基本的辩论技巧。所以，我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担心的不是她不听话，而是她太听话。我利用一切机会提醒她：有时候你是对的，爸爸妈妈是错的，并特别鼓励她挑战我们的权威，质疑我们所说的话，培养她独立思考的习惯。

　　作为大人，应该了解孩子的心智发育有一个过程。比如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做错事情不是出于有意，而是能力不到，就像晚上尿床一样，自己无力控制。家长的职责，是帮助他们逐渐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不是靠体罚培养他们一种动物式的本能——不加思考地回避某些事情。另外，暴力的方式还会产生两种“抗体”：第一，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纽带被破坏，等孩子长大真需要家长指教和帮助时，他们就不来找家长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期时，常常不听家长的话，家长不得不让哥哥姐姐代他们劝说弟妹才有效果。这说明孩子对家长的权威有本能的抵抗。如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不具备当年我们的家长所具有的选择，到时候还怎么教育孩子？第二，体罚频繁后，孩子对体罚不当回事，体罚也就失去了棒喝的作用。我的女儿从来不接受体罚，凡事家长都和她讲道理。如果真做了什么特别不对的事情，妈妈说一句“妈妈生气了”，她眼泪就会下来，会好好想一想。对她的严厉到此就够了。我们很少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这就好像对从不吃药的人一点药就特别管用一样。

　　我不能否认，权威式的教育培养的某些品性，如服从、纪律等等，在某些领域还是有用的。比如军队、工厂，都更需要尊重权威而不是挑战权威。但是，世界在变，创意型的工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你听家长、老师和领导的话，服从权威，权威会给你安排职位甚至你的一生，用不着你操心。现在是市场经济，大学毕业学校不包分配，从学什么、怎么学，到走什么人生道路、选择什么职业，都要自己决定。所以，孩子还是从小学会在和家长的对话中独立思考，自己为自己做决定比较好。最近美国有研究证明，从小挨打、挨骂的孩子的平均智商为98，那些不挨打或几乎不挨骂的孩子平均智商为102(人口的平均智商为100)。这4分之差很可能是因为不打孩子的父母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理、解释，增加了孩子和大人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不打孩子更符合“常青藤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