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学说的演进

　　现代智商理论起源于Sir Francis Galton所创立的优生学。Galton于1822年生于英国伯明翰边上的一个村庄，其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表兄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强调智力基因的遗传是人类进化并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Galton不仅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受到其“优异”家族传统的刺激，认为遗传因素不仅决定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不同，也决定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1869年，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年后，他出版了《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在书中，他利用英国一些大家族作为自己的主要数据资料，试图证明家族中遗传的各种智力因素塑造了人的成功。达尔文评论说，在读此书以前，他一直认为人类本身之间在智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差别主要在于工作的热情和努力方面。两年后，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来由》，在几处引用了Galton的著作。1883年，Galton出版了《对人类能力的探求》(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提出了通过控制遗传因素来改进人种质量的理论，并第一次使用了“优生学”的概念。

　　Galton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诸如“聪明”这类描述性的品质进行量化研究，由此证明不仅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而且聪明的种类各有不同。他最先尝试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实证资料，创建了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s)和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并设计了最早的智能测验。虽然他的测验并不成功，但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很快就发展出新的智力测验法。 1904年，一位前英国军官Charles Spearman则在智力测试中获得了观念上和统计上的突破。他利用相关系数的理论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种智力测试上表现良好，往往就在另一种智力测试中也很突出。虽然不同的测试旨在衡量人在各种不同方面的能力，但一个人某方面能力突出，在另一方面的能力也突出。这种相关性可以用测试的数据资料准确、规则地证实。由此，Spearman推出了智商理论的“经典学说”：人的各种具体能力，来源于其统一的智力结构，即普遍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Spearman将之命名为g。他进一步提出假设：这种g指涉的是人从经验中总结出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将由此所获得的认识加以运用的能力。比如，把握“丰收”和“产量”两词的相关性，以及一些数字、几何图形之间的相关性，就反映了g的水平。

　　到了1908年，在欧美发展出了“脑力水平”(mental level)的概念，后来则叫做“脑龄”(mental age)，并由此演绎成“智商”(IQ: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概念。这一概念开始仅是用来测试一个儿童和同龄人比较的脑力发展程度或者阶段，后来迅速被用于测试一个人的智能水平在特定人口的智能水平中的位置，比如你是属于10%最聪明的人还是90%的庸众。而早在1907年，美军就在征兵时运用了类似的智力测试。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Alfred 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检测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

　　可惜，这一时代正好赶上美国“镀金时代”结束、经济泡沫破灭。同时，这也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代。于是，美国公众本能地把经济危机的怒火转嫁到移民身上。智商研究也被迅速政治化。上世纪20年代初，众议院移民委员会特别任命了优生学官员，力图通过选择最优秀的移民来保证美国人口的智商水平。普林斯顿的一位助理教授Carl C. Brigham出版了《美国智力研究》 (A 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运用美军在“一战”中智力测试的数据证明：东欧、南欧的移民智力水平比较低，所以美国主要应该吸收北欧的移民。而H.H. Goddard的研究则更离谱儿。他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和其他移民智能较低！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犹太人的教育和学术成就都是美国白人中最高的。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Young Walter Lippmann) 在1922～1923年间和奠定了Stanford-Binet IQ体系的Lewis Terman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展开了激烈辩论。李普曼强调，人类的才能太多元了，根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测试来衡量。智商测试中的心理计量法，总是强调某种能力而忽视另外一些能力，最后只能得出有偏见的结论。当然，后来希特勒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日本人在种族竞争中用活人做的种种优生学的试验，都直接间接地使智商理论蒙羞。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挡智商研究和测试的发展。特别是“二战”的爆发，更是刺激了各种智商测试的发展，并把这些测试用于筛选军事人员。比如，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卷入太平洋战场，却对日本、中国没有基本的了解。于是，军方通过一些简单的智商测试，选择了一批毫无东方语言训练的语言天才。这些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日文和中文，为美军提供了关键性服务，并在战后成为美国的东亚研究的奠基人。不过到了60年代，智商研究又一次被大规模地政治化。此时新政民主党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正如日中天；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伟大社会”的计划，“向贫困宣战”；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美国的意识深层，正发生一场以平等为核心的观念和文化革命，使智商理论再次陷入重围。

　　自30年代以来，心理计量学家们就一直在讨论基因和环境对智商的影响。基因派基本还是主流。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说遗传基因决定智商已经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如果再说人的社会地位(比如贫富)为智商所导致，那简直就是为各种歧视寻求理论根据、纯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而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的“行为学说”，则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派理论强调：人类的潜能有极大的可塑性、受环境的支配。社会的缺陷(比如冷漠无情的资本主义、无能的政府等等)要直接为个人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负责。而这些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正确的公共政策(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良好的教育体系、充分的医疗和住房保障、种族平权和男女平等的立法等等)来矫正。这些观点当然也都是推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的大政府意识形态。

　　然而，这一“伟大社会”的工程并不成功。其中“向贫困宣战”基本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智商派理论再次浮现于公共话语之中。1969年，伯克利的教育心理学家Arthur Jensen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在被问及为什么“向贫困宣战”会如此失败时，Jensen回答：“向贫困宣战”主要试图帮助贫困的年轻人口。可惜这些人口(其中黑人占大多数)的智商比较低，不可能在学校有良好表现。而因为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William Shockely更是火上浇油。他提议那些低智商的人应该绝育，并给天才建立精子库。1971年，哈佛心理学家Richard Herrnstein也在《亚特兰大月刊》 (Atlantic Monthly) 上打破禁忌，声称人的社会地位主要依靠经济上的成功，而经济成功又部分地为智商所决定。由于智商基因是遗传的，社会的不平等也多少和人们的遗传基因有关。

　　这一系列对公众舆论的藐视，在自由派处于主流的时代自然引起了激烈的反响。197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雇主用智商测验来雇用职员，并指出标准化考试虽然没有歧视性的内容，但其设计本身实际上就是歧视少数族裔。一年后，美国教育协会呼吁全国的学校停止进行标准化的智能测验，并声称由于这些测验在语言上和文化上的歧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前就在精神上被束缚和摧残。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区，一些公立学校纷纷响应，停止了标准化考试。甚至一些大学也宣布在录取中不要求申请人参加学术能力测验(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这一运动在1978年达到高潮。当时美国的公立学校一直为弱智儿童设立特别班级，并运用智商测验确定什么孩子是弱智、需要特别帮助。旧金山地区的联邦法院则裁决：如果这样的测验导致了进这种弱智班级的黑人比例明显超过了黑人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使用这种测验就是违宪的。1981年，哈佛心理学家Stephen Jay Gould出版了《人的错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检讨智商测试的历史，并宣布这种测试不管是多么复杂，所记录的不过是一些社会偏见。一时成为畅销书，并获得国家图书批评圈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反智商论的自由派不论是在文化上、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不过，智商论者们在学术上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很受尊重。如Arthur Jensen、Richard Herrnstein等等，在象牙塔里还是不断有著述，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标准化测验还是个客观的测验，不存在歧视少数族裔的问题。相反，采用标准化测验录用员工，往往提高了少数族裔的机会。应该说，智商和心理测量作为一个学科，在起步时如同大部分新兴学科一样，都出现过种种误差，并且这些误差通过被政治化而放大。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这一学科越来越成熟。心理学家只要不把这些专业研究和社会政策联系起来，也就不会触犯自由派的政治主流，基本上还有安生日子可过。但是，8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自由派那种连考试也不要的激进政策，引起公众的反感。智商学者们也不断挑战自由派的主流思想，不仅在学术上，也在社会政策上做翻案文章。

　　在这一背景下，前述的哈佛心理学家Richard Herrnstein和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基金会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连手在1994年出版了爆炸性的智商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此书受注意的最大原因之一，还是在于它捅了种族的“政治正确”的马蜂窝，指出东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微高些，白人的智商则明显高于黑人。这三个种族特别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经济地位，基本上也是他们智商水平的反映。这当然引起不少带有暴力色彩的抗议。不过，在社会政策层面，此书不管有多少缺憾，其结论还是有相当的进步主义因素：20世纪由于美国社会日趋平等，在决定个人成功的因素中，家庭、社会地位和财富作用越来越小，智商的作用越来越大。作者鼓吹的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英才主义哲学：个人成就要靠本事，而不是靠金钱、阶级、宗教、种族等等。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知识经济的压力下，美国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唯才是举”的机制。社会政策要顺应这种自由市场的现实，让智商高的人接受最好的教育。而硬着头皮让智商低的人读大学，则等于浪费教育资源。我的“智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也是由此演绎而来。

　　优生学和智商理论在西方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命运，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化论被自由派视为毋庸置疑的科学。如今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反对进化论，被自由派视为是原教旨主义的愚昧。但是，在反省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进化论一旦被视为不可质疑的科学，被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会产生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危险。比如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的崛起，对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对两次世界大战、对20世纪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种族清洗，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方面，反达尔文主义的基督教价值，对达尔文主义的滥用则起到了健康的制约作用。如上所述，优生学和智商理论在起源上，都和达尔文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自由派在把进化论视为不可置疑科学的同时，对优生学和智商理论却充满了排斥。

　　当然，这种态度和进化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式被滥用的沉痛历史经验有关，显示了离开价值观念而用“科学”原则指导社会政策的危险。不过，优生学和智商理论的目标就是应用于社会，而非仅仅解释世界。尽管人类在滥用优生学和智商理论方面吃了许多苦头，但把这两个学科排斥在社会政策之外是不现实的。早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就本能地运用了优生学的原则，把所有婴儿都暴露于荒郊野外，让自然淘汰弱者，把最强的孩子留下来。这是早期人类社区的生存本能。现代社会的医疗进步，使那些本来会被自然淘汰的弱者(如心脏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等等)都生存下来。这些人的基因也得以保留甚至繁衍。这是否会弱化人类整体的基因呢？另外，目前在绝大多数现代社会，高收入阶层的生育率比低收入阶层低，平均智商却比后者高。如果一个社会内高智商阶层的生育率长期低于低智商阶层，那么整个社会的智商水平就会下降。根据英国教育心理学家Sir Cyril Burt的估计，英格兰人口的智商，每一代人下降1.5～2分。如果这样下去，几十代人之后这个民族就会变成弱智。为什么每个文明都会由盛而衰？优生学多少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用冷血的语言来说，现代社会一旦保证了底层弱者的生存权利，就可能使全社会的基因质量下降。不过，扭转这一趋势的可能并非没有。比如，如今美国出现了富裕家庭中拿了高学位的妇女放弃工作、回家生儿育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孩子的教育的潮流。这不仅使这种阶层生育率大增(不少家庭达三五个孩子的程度)，而且也使下一代有了更好的家教。几十年前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Shockely提出建立天才精子库时，举世讨伐。如今在美国则可以看到许多广告，要求常青藤的学生捐献或出卖精子。另一条提高人口智商的道路则是移民。移民对人口素质是一种自然筛选。那些能够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立足的人，往往能力比较强、所携带的基因也比较优异。特别是来美国的中国、印度移民，往往学历很高，经过了一系列类似智商测验的考试才筛选出来。他们自然给智商下降的本土人口带来了宝贵的新鲜血液。总之，优生、智商不管是多么“政治不正确”，大多数人即使嘴上反对，心里还是暗暗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