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的概念：遗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

　　我常爱用这么一种漫画的方式来表述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不同。比如，你如果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自由派就会说：这全是社会不公平所致，富人垄断了太多的资源。我们必须改造这种制度，你才会获得机会。保守主义则会说：在我们这么一个充满了机会的伟大国家，你怎么会沦落成这样？你是否缺乏成功的必要品德？比如，你是否是个酒鬼、花钱没有节制、工作不努力，或者和人家乱睡觉？你要是没有负责的“文化行为”，你当然要受穷。怎么能让政府把那些克勤克俭的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来养你？

　　判断个人成败是由内在素质和努力决定的，还是由外在环境、社会决定的，很难摆脱这种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我则是一个“外在的自由派”“内在的保守派”。所谓“外在的自由派”，就是说我承认社会仍有许多不公平，承认这些不公平是阻碍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外在制约，并要求加以改正。所谓“内在的保守派”，则是我回到家里教育自己的女儿时不会强调这些外在不公平对她的制约，而是要不停地告诉她：你一生的成败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必须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不努力，以后输了不要怪社会对你不公。根据我的观察，黑人在美国社会不成功，一大原因就是他们内外都是自由派，都强调社会不公平使自己无法翻身、社会欠了自己还不完的债务，进而逐渐放弃了个人的责任。亚裔的成功，则在于他们教育子弟时运用了保守主义哲学，告诉孩子：你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机会、最佳的外在条件，以后的一切就要看你的内在素质和努力了。如果从教育的立场看，我就是这样的保守派，比较认同智商理论中的素质决定论。

　　不过，同样从教育的立场出发，我和绝对的智商主义又有分歧。这派理论过分强调智商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环境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认同这样的学说，教育则变得没有意义了。好在智商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修正观点。比如《钟曲线》出版后，就引来许多心理学方面的批评。有人指出，智商受外在因素(特别是家庭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非常大。其实《钟曲线》本身，也承认后天教育的关键作用。因此，我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智商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比如，莫扎特生下来就是莫扎特。你如果不是，后天怎么教育也成不了莫扎特。但是，如果你生下来就是莫扎特，却一辈子没有机会摸一下琴、没有机会听音乐，你最终还是成不了莫扎特。另外，你如果不是莫扎特，但也许可能是托尔斯泰，或者爱因斯坦。即使不得已求其次，你还可以是个优秀的企业总裁、大学教授、律师等等。“天生我才必有用”，关键是要发现自己的才能，并在最好的环境中培养这种才能。环境对人的塑造力，实际上频频被低估。

　　这一点，在优生学的研究上有着实实在在的经验证明。优生学的创始人Galton有一句名言：“自然的力量远大于养育的力量。”一系列实验研究表明：基因最接近的一对个体莫过于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之间的一致性(concordance)超过了双卵双胞胎。比如，一项研究显示：在同卵双胞胎中，一个有智障，另一个也有智障的可能性就是88%；但在双卵双胞胎中，这种可能性仅占7%。原因是前者的遗传基因更接近。这似乎证明了Galton的话。但是，虽然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的相关性(correlation)达到0.881，几乎可以和体重的相关性(0.917)相比，但是，不在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相关性则不会比在一起养育的双卵双胞胎的更高。这说明接近的环境对智商的塑造力，几乎和接近的基因一样高。在20对不在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中，有10对智商没有明显差异，6对有7～12分的差异(人口平均智商分数为100)，4对有15～24分的差异。如果把人的智商分成白痴、智障、弱智、迟钝、中等、聪明、超常、天才这8个等级的话，这些同卵双胞胎中差异最高的1对，实际上已经跨越了这8个等级中的一个等级。出现最大差异的1对双胞胎，接受不同教育的时间长达13年之久。至于其他同卵双胞胎，如果教育和文化条件没有明显不同，彼此之间的智商也无明显差别。不过，也有1对同卵双胞胎，分开养育达10年之久，外加4年不同的音乐教育，但智商仅相差12分。也许这是因为这对双胞胎所受的教育虽然不同，但质量和有效性比较接近。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商基因的重要性：同卵双胞胎作为基因最接近的两个个体，他们或她们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智商就会相当接近。但是，不同的后天教育过程，则可能造成智商明显的不同。这就很难否定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了。《钟曲线》基本坚持的是自Charles Spearman以来的古典智商学说，即把智商定义为一种基本的智能g。这个g具体地说就是认知能力 (cognitive ability)，其意思最接近于我们日常用语中的“聪明”。比如理解问题快、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学生，都属于“聪明”类型；所以这种智商在各种学术考试中都能表现出来。随着留美热，中国人其实对这类考试已经越来越熟悉。美国的大学入学要考SAT，研究生考试则是GEC，商学院是GMAT等等。再一看这些考试，全大同小异，无非是语文、数学、逻辑(推理)三部分。美国有4000所左右的大学，从本科到研究院的录取大多都要看这类考试的成绩，而且坚持了几十年，维持着高等教育的世界一流水平。可见，人的这种普遍智商还是可以测验出来的。《钟曲线》的作者认为，在这种普遍智商(即认知能力)中，遗传因素占了40%～80%的比重。从上述优生学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也可以推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遗传因素在智商形成中的作用大致占一半以上的比例。

　　不过，《钟曲线》所持的古典智商概念，把智商定义得非常狭窄，比如，音乐能力、运动能力、人际交流能力、感受能力、洞见能力(包括直觉和判断力)、创造力，都不在这种严格的认知能力之内。换句话说，我们在中小学中见到的那些功课好的学生都是智商高的；而社会活动能力强、能张罗事、人缘好，或者有“歪才”者，都未必能算智商高。这种普遍智商，也许应该叫常规智商。《钟曲线》的作者也承认，虽然在统计学上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常规智商会导致重要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我们见到的那些功课好的学生一般而言日后的成就比其他群体明显要高，但如果用这种智商来预见具体个人的未来，效果则非常有限。另一位哈佛心理学家Howard Gardner则干脆拒绝这种普遍智商g的存在，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多重智商”的理论，把人的才能分为7个面向：语言、音乐、逻辑数学、空间、身体运动、内向和外向人际能力。关于界定智商的这些纷争，目前尚无定论，未来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80多年前专栏作家李普曼对智商理论的批判至今仍有深刻的意义：人的素质太多样、太复杂、太多变、太依赖文化环境。通过让人回答一系列事先设计好的问题，在十几分钟内就确定素质的高低，实在太武断了。人的智能，更像“美”和“正义”这种含有价值取向的概念，而非重量、身高那种可以客观测量的因素。当你有某一种可以测量的素质时，这种素质首先必须被界定。而界定本身，就体现了界定者的偏见。所以，客观地界定美、正义、智能等等，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前述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重智商论”，多少接受了李普曼的影响，试图反映人的智能的多样性。但这种界定肯定还是太简单。至少，界定者本身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并不在这7种能力之内。

　　对于这些批评的合理性，《钟曲线》并非不承认。“认识自己”是人类千古之难题，没有人有答案。不过，《钟曲线》在这方面的态度，更像是巴菲特炒股票的实用原则。巴菲特曾经说：“市上有那么多股票，我大多数都不懂、不知道这些股票的潜力。不过这没有关系。我毕竟有几个懂的，我只把这几个自己理解的股票做好就可以了。”《钟曲线》的作者当然也知道自己远没有穷尽对人类智能的理解。但是，他们同时看到，在人类繁多的能力中，毕竟有他们理解的“股票”，那就是被他们严格地甚至狭隘地界定的智商，或者说是最有市场价值的智商。而且，他们非常理解这种“股票”升值的潜力。他们有统计学的数据证明：具有他们所界定的高智商的人，日后成功的比例明显高于别的群体。当你看到巴菲特靠经营有限的、自己理解的股票获得成功时，你当然也相信自己所理解的普通智商g也一样会在人生中带来效益。

　　可见，即使是基因决定论者，也把遗传基因所能决定的范围确定在他们自己能够量化测试的智商内。而在这个小范围内的智商形成，基因占40%～80%的因素。《钟曲线》一方面大谈基因决定论，一方面用大量篇幅论证家庭和教育对智商的影响，说明了即使是先天的智商也有开发的必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你的体形一大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严格控制饮食、每天锻炼身体，可以大幅度减轻体重，甚至有“换了一个人”的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除了这些可以量化的智商(即认知能力)外，还有大量其他素质，包括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素质。“发现自己”对人类来说是个永恒的挑战。好的家长，在于能够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才能，并有效地发展这些才能。

　　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J. Heckman对《钟曲线》的批评对我们讨论早期教育问题特别有启发：第一，《钟曲线》在测量基因和外在环境对智商的影响时有重大的技术失误。比如，《钟曲线》所谓的家庭环境，主要是由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某一年的收入所构成。在计量了这些因素后，《钟曲线》得出的结论说社会经济因素对智商没有重要的影响。但是，James J. Heckman指出，一个孩子的成长期有十几年。其中一年的父母经济收入并不能说明这十几年的社会经济背景(以我们个人的经验，从孩子出生到她上大学，我们夫妇的收入也许会前后差十几倍)。说外在因素不重要，恐怕是因为没有精确地计量这些外在因素。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智商有巨大的影响。所谓基因在智商中占40%～80%的因素，恐怕夸大了基因的作用。第二，《钟曲线》的智商决定论，所依据的是17岁时的有关测验。这种测验，确实对受试者的未来有非常强的预测力，似乎证明了智商对人的事业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恐怕更说明的是：到了17岁时，一个人的智商、素质已经基本定型了。这时再对他追加教育投资、试图改变他，已经太晚，效益会很低。但是，早期的教育则对孩子影响甚大。孩子越小，教育投资的回报可能越大。James J. Heckman特别强调14岁以前的教育的重要。这一阶段的智商形成，《钟曲线》没有考虑。而这也许是外在环境(特别是父母教育)对智商影响最大的时期。

　　这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说的话：到18岁时再上常青藤，怕是太晚了。真要把孩子塑造成常青藤的材料，就必须一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