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常青藤。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上常青藤

　　4.6万美元！这是9个月哈佛教育的标价(包括学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美国的常青藤盟校和其他精英私立大学，基本也都是这个价码。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将近5万美元，平均家庭收入在五万五左右。即使你跻身于美国最富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达10万美元以上，每年拿到的薪水扣掉税所剩也就七八万左右，谁能再拿得出四万六送孩子上大学呢？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送孩子进常青藤更是想也别想！

　　然而，你千万不要被这笔钱给吓住。四万六仅仅是标价，并不是现实。哈佛早在2004年就宣布免去所有家庭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教育费用。收入超出这一标准，学校则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增高相应家庭所缴纳的教育费用，以保证无论贫富上哈佛都是力所能及。不久，哈佛的“免费的标准”又从4万提高到了6万。2007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在奖学金上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些年收入在12到18万美元的家庭，将只需用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哈佛的教育费用，剩下的全由哈佛或其他方面的奖学金埋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庭收入12万，孩子上哈佛就只需要支付一万二；家庭收入18万的，只需要支付一万八。要知道，哈佛2007～2008学年的学费是3　1万多，另有将近一万食宿费用，约4000杂费。支付一万二的家庭，实际上不仅不缴学费，还享受着两千左右的补贴。支付一万八的家庭，也不过是缴4000多块的学费而已。无怪哈佛人士夸口：这样一来，上哈佛的实际费用，和上一所州立大学的费用基本相等。

　　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终结。仅一个多月后，即2008年1 月14日，哈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耶鲁就提出了更优惠的计划：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家庭，孩子上了耶鲁费用全免；那些年收入在20万以下的家庭，则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耶鲁的费用。为此，耶鲁把奖学金的预算一举提高了43%，达到8000万美元之巨。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估计，一流大学的这种奖学金大战，未来只会有增无减；哈佛的榜样，会被各名校效仿。比如像普林斯顿，如果把其拥有的财富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比哈佛耶鲁还富，绝不会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大奖学生而按兵不动。所以美国最好的本科生学院威廉斯的一位前校董预计：用不了多久，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孩子若进了常青藤或其他一流大学，就可能完全免费！

　　这一行内人的预言，自然不是想入非非，而有着坚实的财政依据。私立大学的财政基础是其捐助基金。哈佛的捐助资金有349亿美元；2006年的这笔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23%，也就是70亿美元左右。哈佛一年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累计为15亿。如果按这个数据算，把哈佛全变成免费、彻底放弃这15亿，哈佛的捐助基金一年还照样涨50多亿！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美国的大学学费以两位数的比率上涨，拿不到奖学金的中高产家庭负担过重，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捐助基金越攒越多，不舍得花就容易激起民愤。2007年9月，共和党参议员Chuck Grassley在国会山主持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强迫大学每年花掉更高比例的捐助基金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法律，私人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其基金的5%才可以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免税待遇；大学则不受此限，乃至一般名校平均每年仅花掉其捐助基金的4%左右，其中2006年哈佛花掉了其捐助基金的4.3%。对于350亿的捐助基金来说，这4.3%和5%的差距，有2　45亿美元之巨。而哈佛的这次新政策，也不过多破费学校2200万，还不到2　45亿的零头。怪不得有分析家说，哈佛此次行善，是钱实在多得没有地方花了，希望以不到十分之一的成本，说服国会不要给自己强加上必须花掉5%的捐助基金的这一2　45亿美元的负担。

　　其他常青藤盟校和一些捐助基金雄厚的一流大学(总计大约有30所学校左右)，和哈佛的境况有程度的区别，却无本质的不同：其每年的运营经费不足其捐助基金的5%，而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又持续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比如在2007年6月截止的年度，美国高校的捐助资金回报率为19.9%，哈佛为23%，耶鲁则高达28%)，未来实行免费教育绝非天方夜谭。但是，二三流大学，包括一些质量和声誉都相当好的学校，则叫苦不迭。比如，离哈佛咫尺之近的波士顿大学，一个学生一年的费用是4　8万美元，比哈佛的标价还贵，却给不起哈佛式的奖学金；学生除了靠家长外就是贷款，毕业时平均欠债2　4万美元。甚至哈佛著名的邻居、有一百亿美元捐助基金的MIT，虽然拿得出大量资金支付奖学金，但还是有一半学生需要贷款，他们4年总计的平均债务为1　5万美元。看目前的趋势，MIT有本钱跟着哈佛走，但波士顿大学虽然是一个知名的私立大学，却没有这样的本钱。至于等而下之的私立学校和普通的州立大学就更惨了。一般的私立大学捐助基金微不足道，必须要靠学费来维持。州立大学则要仰仗州政府拨款；而州政府财政一吃紧，就砍教育拨款。结果，这些学校不得不开源节流：一方面提高学费，弥补财政漏洞；一方面雇用临时教师，减少费用，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这样的竞争结果，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学生质量。过去，虽然常青藤吸收了最好的学生，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学生有上常青藤的素质却因为经济上的考虑跑到普通学校读书。毕竟州立学校的价格是常青藤的一半还不到。以我教书的萨福克大学(私立)为例，有位教授当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录取，因为家里没钱，只好上了马萨诸塞大学这么一个普通州立学校。我的一个学生，几年前被斯坦福录取，家里没有钱，我们学校给他全奖，他就决定到我们学校就读。如今哈佛在一流大学里掀起的这场奖学金改革巨浪，则将把上这些昂贵的私立院校的实际费用，降得比一般州立大学的费用还低。这样，像前述我的同事和学生那样的人，如果明年入学，就可以直接到名校享受免费的精英教育，再没有必要屈就于小学校了。而如果你出身于百万富翁的家庭，功课达不到上常青藤的标准，那么花更多的钱能挤进像波士顿这种二流大学就不错了。这样一来，在生源的分布上，就形成了更严格的“赢者通吃”的局面。

　　可见，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正在出现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好的大学免费，次好的大学便宜，末流大学昂贵。我曾打比方说，这就好像开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小排放车则贵得买不起。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这却是个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在Richard J.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十几年前出版的爆炸性名著《钟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中就有过系统论述。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一个人的能力由其智商基因和环境所决定。当美国式的民主把个人环境变得越来越平等后，基因就对一个人的能力起了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当社会绝对平等后，由智商基因所塑造的能力就几乎主宰了人的命运。美国大学的演进，正是追循着这一无情的原则。

　　这样的论断，当然过分绝对，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美国从来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环境；智商基因也远不是决定能力的唯一内在素质。但是，作为一个分析现实的理论框架，这一论断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洞见。毕竟，美国社会给人提供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平等。现在和未来教育环境的差别也不可能随着贫富差别的扩大而无限扩大。比如，一个优秀的贫民子弟，在没有学上的年代固然很难和一个平庸的富家子弟竞争；但是，一旦他拥有了基本的受教育条件，那个富家子弟不管请多少家庭教师、上多好的贵族学校，也很难弥补自己在智商方面的弱势。应该说，一旦社会给所有成员提供了基本的教育条件，由基因所塑造的智商，就给个人在竞争中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

　　《钟曲线》的出发点，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人口的智商结构分布大致是固定的。100分是人口的平均智商水平，超过的属于高智商，低于的则属于低智商。中等智商的人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如果把智商从高到低制成一个横坐标轴，并以100作为中点，再把人口数字由低而高做成纵坐标轴，那么从横坐标的中点往两头推，随着智商的提高或降低，具有相应智商的人口就逐渐缩小。用坐标图表来表示，就呈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钟曲线”。

　　照这个道理推论，当高等教育不普及、人口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进大学时， 大学生自然是人口中具有顶尖智商水平的群体。一旦高等教育普及、几乎谁想进大学都可以进时，智商中等甚至偏低的人都成了大学生，大学也就不那么精英了。以中国近30年的历史看，我在1979年参加高考时，北京的大学录取率是二十七分之一；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则肯定更低。如今全国的大学录取率，则达到56%上下。也就是说，智商处于平均水平上下的大致也可以进大学。这也难怪，20多年前虽然大学刚刚恢复、学术条件极差，但那时候的大学生素质要高得多，成才率也高得多。如今的大学生生活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教育资源之充足早已超出前一代的想象，但素质却比较差。比如，现在虽然有许多大学生失业、有许多“海龟”变“海带”，但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悬着几十万年薪，却很难找到能够胜任中高层职位的白领。这两代人的差距，绝不能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来解释。要知道，在30前的大学里，连一本五六十年代翻译的苏联的社会科学著作都被奉为至宝，甚至无法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相比之下，现在的大学生条件优越得多。所以，这两代最根本的差距，恐怕还在于他们的智商水平：一是二十几里挑一，一是人口的平均线。这种解释，也很合乎美国的“智商决定论者”的论断。他们中有人曾经大放厥词：哈佛的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佛怎么选学生。你把哈佛选出来的学生送到一个野鸡大学读4年，日后主宰美国的照样还是这些人！

　　不过，同样坚持“智商决定论”的《钟曲线》，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分析：从1900～1990年间，美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增加了5倍，高等教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进程。然而，如果以智商来界定的话，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不是高智商群体越来越被稀释，而是高智商群体更集中、学生更精英，其中常青藤的精英化尤为严重。数据分析表明：在1900年，只有2%左右的23岁的青年有大学文凭。即使这些人的智商都达到115以上(这几乎肯定不可能，因为许多人上大学仅仅是因为家里有钱)，当时的社会中每8位拥有这种智商的青年，仅有一位进了大学。这种局面维持20年左右，然后大学迅速朝着把高智商群体一网打尽的方向发展：在智商最高的四分之一适龄青年中，1925 年有七分之一进了大学；1950年，则有七分之二，比例翻了一倍；到了60年代，则变为七分之四，再翻一倍。这种高智商人口向大学汇集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大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造成了大学不断精英化的趋向。

　　在一流大学中，这一趋势则更厉害。不妨以哈佛为例。在1952年，哈佛从3个申请人中录取两个。如果你爸爸是哈佛出身，那么你申请就有90%被录取机会，是名副其实的“十拿九稳”。那年哈佛新生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即学术能力测验)语文部分的中等成绩是583分。这种成绩若放在今天连申请个二流大学都无保证。但是，仅8年后，即1960年，哈佛的录取比例从三分之二降到了不及三分之一；新生SAT的语文成绩为678分，数学为695分，都比1952年增加了将近100分，两者相加到达了1373分(SAT的难度长年稳定，可以做跨越几十年的比较)。但这种成绩拿到今天则别想进哈佛。现在哈佛的录取比例仅为9%，新生SAT的语文数学两门成绩相加，大部分在1400～1580的范围内。甚至SAT考了满分(即1600)而进不了哈佛等名校的，也比比皆是。总之，不论是进一般的大学还是进名校，所要求的智商都比“二战”前高多了。

　　而名校和一般院校学生的智商分布，则反映出名校精英化所造成的高等教育的分化。在“二战”前，美国人形容常青藤盟校学生的常用语之一竟是“富而蠢”，“聪明”并非常青藤的“品牌”。在那里，高智商的秀异之士仅仅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属于平庸无能之辈。一个南部农庄里的女孩子，即使是智商达到了145，即千里挑一的水平，也很难上大学，更不用说哈佛了。《钟曲线》根据20年代和60年代一些珍贵的SAT成绩资料，并通过SAT和智商的换算公式，得出了意味深长的结论：在1926年的常青藤盟校和7所顶尖的女校，学生的中等智商为117，在全美青年88%的智商水平之上，仅略高于常规认为的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智商水平(115)。而在1928年宾夕法尼亚的10所大学中，新生的平均智商水平则在75%～90%人口的智商水平之上，和常青藤等一流大学几乎没有区别。到了1964年，宾夕法尼亚这10所大学的新生更聪明了，平均智商水平在89%人口的智商水平以上；但同样的那些一流大学，新生的智商水平跃进更大，达到了99%人口的智商水平之上。一流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加大了。可惜的是，《钟曲线》由于出版年代所限，并没有统计分析21世纪的数据。事实上，如今竞争进常青藤，要比60年代困难得多。比如前述哈佛的例子表明，1960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申请者可以被录取，如今录取率则跌到十分之一不到，并且还在下跌。难怪许多60年代的常青藤毕业生感叹：他们的孩子即使比他们当年优异，也读不了自己所读过的学校了。

　　这种高等教育随着普及化而精英化的原因有多种。首先，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几乎是少数白人精英的私人俱乐部，在学的绝大多数是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子弟。这些人进大学并不经过严格的竞争，而是靠着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哈佛不仅被这些WASP子弟所垄断，而且学生大多来自波士顿附近的几个贵族学校。严格地说，哈佛在“二战”前相当于一所地方学校。如今，哈佛不仅是全美名校，也是世界的大学，甚至把招生的大网撒到中国来，并有大量的奖学金，海纳各阶层人士。一个中国的穷孩子，只要智商高，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就可以和波士顿一位百万富翁的孩子竞争进哈佛。一个能够网罗全球各阶层的人才的大学，当然比仅靠波士顿四周地方贤达子弟中人才资源的大学更能创造精英教育了。第二，美国的经济发展，使大量人口成为中产阶级，有了上学的机会。高中毕业率，即拿到高中文凭的人占适龄人口的比率，在1900年仅为6%，到了“二战”开始时达到50%，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则攀上70%的台阶。智商在115的年轻人，在一个世纪前大部分甚至还没有机会读高中，现在则基本全进了大学。一句话，大学生人数增加得固然很快，高中毕业生的增长速度更快，上大学越来越有竞争性。第三，“二战”后美国给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越来越多。各大学也都不惜工本，甚至雇佣中介公司招募弱势阶层的孩子，进一步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富家子弟不可能再躲避和多种社会阶层的直接竞争了。第四，一流大学在所有这些潮流之上，还另有一个优势。上个世纪，美国的人口不停地翻番，高中毕业率也不停翻番，申请上大学的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大学数量也跟着增长。但是，一流大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则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哈佛选材在50年间从三里挑二到了十里挑一。

　　不过，这些发展并非没有曲折。战后的基本趋势，是高等教育的费用提高。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哈佛一年的教育费用，1950年仅为8800美元，1960年则涨到12200美元，如今的四万六如果换算成1990年的美元价值，则也达到3万美元左右，是1950年的3倍多。在50年代，一个境况不错美国家庭如果按标价送孩子进哈佛，节衣缩食地拿出20%左右的收入还是有可能的，如今按这个比例则需要家庭收入达到23万美元左右，这让95% 以上的家庭感到鞭长莫及。奖学金的增加，固然使大量贫困学生得以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但是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出头的中产阶级，上好大学的机会不是扩大而是缩小。这一阶层虽然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人才储备量却非常大。比如，一个家庭的父母如果是两位大学教授、两位中学教师、两位公务员，或者两位工人，家庭收入都可能超过10万美元。如果父母都有大学文凭，而且都工作，这样的家庭收入大多也超过10万。这些家庭的经济成功，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智商高、教育好所决定的。他们的遗传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子弟成才率比弱势阶层要高得多。但是，这些家庭面对常青藤的标价，有许多甚至不会去费心申请。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我那位年轻时代被耶鲁录取却因为经济原因读了州立学校的同事，她父亲就是位颇为成功的大学教授。

　　应该说，在哈佛掀起的这些奖学金改革巨浪之前，美国大学近几十年的精力大部分还花在照顾弱势阶层上面。这一努力，到2001年普林斯顿宣布用奖学金代替贷款的改革而登峰造极，使那些需要借贷上学的学生能够直接得到奖学金，毕业后不必负债。随后，一流大学之间展开的奖学金大战，针对的主要还是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而年收入12万到18万的家庭，基本得不到奖学金，一年拿出将近一半的税后收入供孩子上学又有相当的困难，这在客观上排斥了智商最高、人才最富的一个阶层。不过，因为美国的人口不停增加，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的富裕阶层人数也不停地上涨，一流大学还是奇货可居，竞争性越来越强。但是，如今中高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费用怨声载道，而未来美国因为人口的变动，高中毕业生数目将开始下降、申请大学的人数可能停滞甚至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良好的声誉和竞争力，就必须抢占中高产阶层的人才资源了。

　　哈佛的改革以及这一改革刚刚引起的一流大学的奖学金竞争，扭转了战后牺牲中高产阶层的教育政策，清除了中高产子弟接受一流高等教育的最后的经济障碍。这将带来两大后果：第一，优秀学生将全部挤入一流大学，不必因为经济的考虑“不得已而求其次”，大学之间的层级将按学生的素质分得更加清楚。第二，年收入12～18万的家庭出身的中高产子弟，将和百万富翁阶层以及弱势阶层更激烈地竞争进入一流大学，逼着后两个阶层为自己腾出更多的位置。而社会舆论则更可能给百万富翁阶层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果可能导致各名校缩小甚至取消所谓“遗产学生”的名额。“遗产学生”主要是指父母或者祖先是某校的校友，进而在申请时自动受到照顾。这一措施，主要在于各校依靠校友捐款，不得不降低其子弟的入学门槛。如今，哈佛、耶鲁等学校的捐助资金达二三百亿，每年在股市有两位数的增值，校友捐款的作用相对减少，学校也变得冒犯得起这些校友了。最后的可能还是逼着他们的子弟和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

　　这两大后果，指向的还是一个方向：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将把上个世纪发展出来的趋势演化到极致、构筑一个彻底的英才主义的社会。富人阶层、中高产和劳动阶层，在竞争高等教育的机会时，将更严格地遵循英才路线。高智能的学生不仅会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而且还会接受免费或近乎免费的高等教育。这样，高智能的学生和低智能的学生在教育机会和费用上将进一步两极分化。

　　这种发展，当然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率。比如，你的智能水平属于人口中十里挑一的精英，还是属于90%的人都能达到的大多数，对于在工厂流水线上的那种机械、重复性的工作来说并无关紧要。在传统的工业社会，这种简单工作占大多数，对智能的要求并不高。在50年代的美国，许多工人的收入超过教授，许多智商很高的人懒得读大学。所反映的就是社会智能的供给超过了需求的现实。但是，对于设计这种流水线的工程师来说，智能在人口顶尖的10%的水平还是在90%的水平，则有天壤之别。前者可以拥有多种专利，创造巨大的财富；后者则基本不能胜任高级工作。如今美国经济日益白领化、高技术化，流水线工厂被外包出国，社会的智能需求超出了供给。一个智商140的农村姑娘，在一百年前对社会并不会显示出多少价值，最大的可能是在自己的农场里度过平淡、穷困的一生；如今则如同市场中烫手的期货，价位被越炒越高。美国高等教育最近的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优化智能生产的机制。你如果是个SAT考满分的孩子，即使在经济上如同无家可归者一样赤贫，在美国你其实还是个富人：有人会花钱把你请到常青藤去读书，毕业后可以轻松地到华尔街找个高薪的工作。你所要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如同别人期待得那样有所表现，而不是兜里有几个钱吃饭。

　　但是，在未来由智能主导的知识经济中，这种教育的两极分化，将扩大社会的贫富分化，使智能阶层成为从一起步就享受教育特权的贵族。另外，许多弱势阶层的优异子弟，在上大学前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这场竞争中将会输给中高产阶层。这不仅埋没了人才，也把贫富分化固定化，引起社会危机。应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属于技术性的，在长时段内有可能好转。比如，美国的许多“贵族”私立学校，如今都拿出大笔奖学金来资助弱势阶层的孩子，这个过程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比如《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所述，我们在穷得丁当响时，就送女儿进了当地最好的一家幼儿园，第二年就拿到奖学金，支付的学费从一千二降到三百多。而不这样做的学校，则越来越不入流。这就给穷人在早期提供了相对平等的起跑线。

　　头一个问题，则涉及到哲学层面的矛盾，一时很难解决。在一流大学免费、二流大学便宜、三流大学昂贵的格局中，智商越高的人，得到的教育资源越多；智商越低的人，本来需要更多的帮助，但却得到了最少的资源。这背后有着强硬的教育经济的逻辑：智商越高的人潜力越大，你对在这种人身上追加教育投资，回报一般都会很高。而一个智商在平均线水平以下的人，不管你送他进多好的大学、投资多少钱，他还是学不会、也没有兴趣学。对这种人的教育投资，在中小学阶段还是有回报的，但到了大学以上就基本没有回报了。社会当然不情愿做这种无效的投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我看到两种提案。一是劫富济贫，对哈佛这种富校巨额的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征税，把得到的钱交给缺乏捐助基金的穷学校。还有人提出，那些招不到一流人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二三流人才的知识水平(比如毕业生和新生之间的成绩差别最大)的学校，应该优先获得这笔资金。这样，教育资源就可以相对平均地分配，使三流大学也能从一流大学那里获益。另一个方案，则是鼓励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钟曲线》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上四年制大学的智商。那些智商不够的人，在便宜的两年制社区学院中学习具体的木工技术，比在四年制大学里硬着头皮读柏拉图要有效益得多。这样也使教育投资达到最大的效益。在一个有高效益的社会，技术过硬的木工，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一个二流的柏拉图专家，则可能一钱不值。不过，究竟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怎么扭转这种资源向智能精英倾斜的趋势，现在还看不清楚。更大的可能是，在人们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以前，这种英才独断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

　　其实，高等教育的彻底英才化所带来的大学分化，也未必那么可怕。毕竟这是从资本主义到“智本主义”的一个进步：人比钱更重要。市场运行本身，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比如，当一流大学捐助基金过于庞大、在股市上的回报丰厚到花不完的地步时，就会加大经营基金的投资家的权力、削弱捐款人的重要性。一些捐款人觉得自己对常青藤无足轻重，可能就会向小一些的学校捐款。特别是一些富家子弟的孩子进不了常青藤而读了二流学校，他们家长的利益自然是资助自己孩子的学校，借扩大学校的声誉来抬高孩子的身价。这样，就可能刺激一些次级常青藤的崛起，并使这些学校逐渐积攒下丰厚的捐助基金，最终也具有向英才提供免费教育的能力。总之，在“智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素质是一分钱一分货。智力的买家会越来越多。你孩子的素质，很快就会在英才主义的大学竞争中获得适当的市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