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是先天的，家长还能做什么

　　十几年前，《钟曲线：在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引来满城风雨的争议。今年初，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3篇文章，讨论智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他强调他们一贯的观点：智商主要决定于先天的基因。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为的干预可以在短期内把智商提高七八分(100是平均智商水平，110分则进入了人口中25%的高智力阶层)，但是，当人为干预消失后，这些被提高的智商就又基本上降回来。也许人类的智商可以通过智力开发而提高。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怎么进行这种智力开发。

　　我引证的最新研究证明了大部分流行的智力开发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似乎支持了Charles Murray的观点。其实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

　　不错，莫扎特、居里夫人、富兰克林都是由神童而成为伟人的。他们三四岁已经具有了许多成人的能力，这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如何能通过人工的智力开发把普通儿童的智力提高到他们的水平或者接近他们的水平？从现在的研究看，这种可能性大概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人类对这种开发的手段也一无所知。不过，“二战”后发达国家人口的智商有了明显的、普遍的提高。虽然这种提高最近已经开始减速，但这至少说明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的智商有某种关系。另外，不同阶层的子弟，即使有相同的教育机会，在学校的表现还是有所差异。这里面大概也有家庭所塑造的学生智力的因素。最新的研究虽然基本否认了魔术般的智力开发，但也都给家长能动地培养孩子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家长只要教育得法，对孩子的智力成长还是会有积极的贡献。

　　常识告诉我们：学习外语还是越早越好。6岁以前儿童大脑成长速度最快。在这期间，适当让孩子学说外语，或者接触音乐，可能对大脑这一智商“硬件”的发育有促进作用。另外，美国全国大脑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对5岁到19岁的孩子的大脑进行了定期的脑电图扫描，研究脑皮层(cortex)的厚度和智商的关系。他们发现，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大多脑皮层成熟得晚。比如最聪明的孩子，脑皮层的发育到十一二岁时才达到顶峰，而一般的孩子则在8岁就达到顶峰。其中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Jay Giedd解释说，晚熟者的大脑的可塑性比早熟者要延续的时间长得多。一个12岁的孩子的世界，显然也比8岁孩子的世界要复杂得多。这也就是说，晚熟者的大脑在定型期间接受的外界刺激，要比早熟者接受的刺激复杂得多。这也许是他们聪明的原因。

　　这样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式的大器晚成的天才固然有帮助，但无法解释莫扎特式的神童。这说明人类对早期智力发育的理解是多么不完备。大家还处于猜测的过程。现在所能做的，是大致界定一下什么样的猜测更合情合理，什么样的猜测太离谱。具体地说，这些基于脑电图的研究，建立了外界刺激和大脑成长之间的积极关系。我们需要运用其他相关证据，小心地界定什么样的刺激对儿童大脑的成长是有益的。

　　前面提到的Maryanne Wolf对早期智力开发提出了这样的解说：学外语和学习阅读有本质的不同。语言能力(具体而言是口语交流的能力)是人类基本的生存能力。人一出生就开始了语言学习的过程。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在基因中已经造就了早期掌握语言的功能。所以，你要你的孩子说双语或者3种语言，越早开始越好。有些研究表明，从小讲两种语言的孩子，在主要语言上比单语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略慢，但这种区别以后就消失，留下的是双语的优势。中国也有南方人学外语快的成见。计划经济时代的外语学院甚至还重点在江浙一带招生。这除了那里文化发达、人才多以外，恐怕还有一个不为人认识的因素。这是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提醒我注意的：南方的孩子，从小回家说方言，上学讲普通话，从来就是说双语。日本人从小基本是单语，到美国后在英语会话方面就比中国人慢。我这个从小只说普通话的北京人，学外语也比绍兴长大的妻子笨得多。当然，也有些孩子，从小接触许多语言，大脑内出现混乱，导致语言障碍，不过，这毕竟是极少数例外。

　　学习阅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根据Maryanne Wolf的解释，人类不是一生下来就开始阅读的。从物种演进的大历史上看，人类进入文字时代，也是很晚的事情。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国王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可见阅读显然不是生存之必须。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还没有给自己造就这样的基因。不过，Maryanne Wolf通过经验事实的研究得出结论：给孩子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有利于他们智力的成长。这特别包括以有机的方式给他们创造各种语言环境。家长大声给孩子读书，并把书中的词汇和孩子的生活联系起来，就很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家长可以给孩子读“蒲尔和小猪在树林里走丢了”，然后问孩子：“你记得那天我们在公园里走丢了吗？”这样，阅读帮助孩子理解生活，自然促进其智力的发育。

　　孩子今后在学校中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早期的阅读能力，而取决于其词汇量的多少和丰富性。Maryanne Wolf的理论在这方面得到了两位早期教育专家Betty Hart和Todd Risley的研究的支持。他们调查了在3个不同阶层中的孩子词汇量的发展，结果发现：孩子运用的词汇，有86%～98%是来自家长和他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在4年的时间内，专业人士阶层(professional class)的孩子会听到450万个词；劳动阶层的孩子会听到260万个词；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则仅听到130 万个词。假设这些孩子的智力基因基本一样，他们的语言经验则完全不同。专业阶层和靠领救济生活的阶层的孩子，在4年内从家长那里所听到的词汇竟然相差320万！这种不同，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业表现。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儿童心理学家Kathy Hirsh-Pasek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对来自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和社会导向(也就是强调游戏和培养孩子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学前班的孩子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到了5岁时，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出来的孩子认识的数字和字母明显要多。但是，到了一年级(也就是6岁)时，这一优势就消失了。同时，在学习的热情和创造力上，社会导向的学前班的孩子明显要高。

　　Kathy Hirsh-Pasek运用她主持的天普大学 婴儿实验室反复证明她的理论。比如，她向两岁半到3岁的孩子放映专门教他们动词的录像。结果发现，这些孩子基本无法理解录像的内容。但是，当成人运用木偶戏对录像进行演绎时，孩子的理解力就开始大增。同样，她发现家长给孩子读书的传统方式比新兴电子技术所制造的“科学智力开发”课程要有效得多。所以，她鼓励家长多和孩子玩搭积木等等的游戏，或者在屋子里用桌椅板凳和床单建造“城堡”。这种自然的游戏最有教育效果。过分进行学术性的早期智力开发，会在孩子大脑里造成神经学上所谓的“堵塞”，把神经元的突触(synapsis，即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接触并影响另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或胞体的部位)淤塞占用，而这些组织机体本来是应该为日后更有创造性的活动所保留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智商大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教育也许能对提高智商起到一点边际的效应。家长越肯花时间和自己的孩子进行创造性地游戏玩耍、经常给孩子读书、和孩子进行有趣味有思想的交谈，孩子的智力发展就越健康。相反，如果家长牺牲这样的天伦之乐，把孩子交给陌生的早期教育专家，让他们用过分学术化的课程占据孩子的童年，或者用大量生词卡对孩子进行填鸭式的灌输，孩子的智力发展就可能变慢。而这也是中国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