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中的两极分化

　　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媒体的热点。而这种分化还在继续发展。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美国教育的两极分化程度，也许比目前的贫富分化更令人震惊。

　　看看去年的《新闻周刊》就知道，4月份一期的封面故事是“辍学之国”，副标题写道：“30%的美国高中生将在毕业前辍学！”9月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指出：由于基础教育的失败，美国40% 的大学生要上特别的补习课程，在2006年参加ACT考试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中，只有27%在生物课程中达到了大学入学水平，在代数上则仅有42%，在社会科学中有53%，在英文作文中有69%。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学生，达不到大学入学的标准。

　　而另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评比美国最好的公立高中，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当然，这个评比不是衡量学生的绝对学术水准，而是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一些富裕地区的精英学校，因为学生的成绩更依靠家庭环境而不在榜上；但一些学生来源差的学校因为能更有成效地刺激学生的进步，反而榜上有名。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排名还是透视出美国高中教育的趋势。排在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本是为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而设立。这一课程的考试分许多科目，通过后进入大学可以免修相应课程。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本是给周游世界的国际精英的子弟开设的国际学校的考试，水平甚高，也享受和AP差不多的地位。由于目前美国大学竞争激烈，一般的高中课程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AP和IB大行其道，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无怪有人说，大学低年级的课程现在已经被搬到了高中。

　　高中生修了十几门大学课程后，进了大学会干什么呢？最近《纽约时报》在周末教育专刊上刊登一篇题为“难以置信”的文章，讲述了这些孩子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麻省理工或耶鲁的课程，竟远赶不上他们高中课程的难度！

　　Regina Goldman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她目前在耶鲁大学读三年级，这学期上了一个美国研究的高年级讨论班。一般而言，高年级讨论班在本科生的常规课程中是最有挑战性的了。但是，这门课的难度和要求，远不如她高中的美国史必修课难。那门高中的课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乃至她上完以后，再不敢学历史了。直到上了耶鲁后，她突然发现：“天呀，在耶鲁，这里的历史课容易对付多了！”

　　麻省理工也许是美国最难读的大学。可是，一个叫Jeff Zhou的华裔新生进校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如同度假。他选的课其实很重。但是，他考大学时，考了10门AP，全拿了高分，又学了3年高级化学课程。到麻省理工头两周，上了许多课但仅记了4页笔记。用他的话说，这里的课基本还是高中课程的复习而已。他这么个好学生又不需要复习。于是，他玩水球，冲浪，飞盘，甚至看电视连续剧。连他自己也说，他实在不该这么放松。

　　这一切，并不说明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平降低了，而是高中的水平提高了。学术成就，已经成了美国中高产阶层家庭文化的标志。前面那位Regina Goldman高中上的是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她那时一天的日程是，早晨6点15分开始游泳训练，到半夜一点钟完成所有的作业，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用她妈妈的话来说：“你从一年3万多美元的教育中还能期待着什么？”不玩命不行！我去年夏天碰到一位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的中国裔女孩子，刚刚考进哈佛。她从12岁起，每天仅有不足7小时的睡眠。这样努力的结果是水涨船高，竞争好的大学，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用一些教育家的话来说，这些孩子就像是职业运动员一样：从小集中精力，严格作息制度，专业化，追求优胜。他们那些受了良好教育的家长，一遍又一遍向他们灌输这样的哲学。同时，这些家长也都知道，他们如果现在来考大学，他们的程度，已经根本进不了他们当年进的大学。

　　其实，如今高中生的“厉害”，已经不能用AP课程来概括了。在一些顶尖的高中，课程已经进入了“后AP时代”。比如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是一所优异的公立学校。学生可以在14门“后AP”课程中选课。上这些课程的先决条件，是在有关AP课程中取得良好成绩。这些课程包括许多非常前卫的题目，比如bionanotechnology，学科太新，中文里还无词可译，主要是研究小生物组织和技术的关系。另外有非常高级的数学课程，如复分析(complex analysis)，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用于物理、电子工程、流体模型等应用分析。讲授这门课的，是George Mason大学的教授、前数学系主任Robert Sachs。他说这门课用的材料，和大学里三四年级的课程是一样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的荣誉课程的水平。上这门课，不仅要事先上AP的微积分，还要在此之后再上满满一年的高等数学。但是，尽管设了这么高的门槛，在这所高中中竟有35人选这门课！可想而知，有多少高中生已经在这方面达到了大学高年级的水平。该校学生服务部的主任说，实际上，许多刚上高一的学生，就已经通过了微积分的AP考试。

　　高中精英如此优异，自然向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么进一步激励这些优异的学生不断成长？一流大学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许多大学，开始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和跨学科的课程，鼓励学生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不同的领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本科生的数字，从每年三百增加到了每年两千。该校生物学教授Russell Fernald特别强调实验。他说：“在课堂上，我们讲授我们知道的东西，不讲授我们不知道的。但在实验室，学生被推到前沿，要面临未知的东西，探求发现的秘密，要决定问什么样问题才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些大学还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让他们到社会中锻炼，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不足。比如，布朗大学三年级的女生Carly Rush就是从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毕业的。她在应付功课大有余力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组织本校民主党俱乐部的活动。等她毕业时，也许已经是位颇有经验的政治家了。

　　当然，也有许多高等教育人士对高中的精英化趋势提出批评。著名的本科生学院Pomona的校长David Oxtoby指出：“现在的高中模仿大学，教大学的课程，使许多学生忽视了基础知识。”另有许多大学，觉得AP考试太标准化，怕出现高分低能，开始抵制AP。斯坦福大学就越来越不愿意让学生凭AP的成绩免修课程。还有些学者认为，对于理解有些科目来说，高中生还不够成熟。更有些教授担心，这样的竞争，使学生变得太功利，总算计着如何早达到某一个具体目标，对教育采取一种完全是职业化的态度，限制了他们的大学经验。在这方面，布朗大学本科生院院长Katherine Bergeron的批评也许最一针见血：学生要把大学生涯当做一个反省人生，探求世界的过程。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准备读医学院的学生沉浸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之中。可惜，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急于在他们的领域内突破。

　　不过，这些批评者都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大学初级甚至高级课程的许多内容，优秀的高中生不仅学过，而且掌握得很好。大学的课程不断重复这些内容，他们就会厌烦。大学必须想出办法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大学的整个教育结构，要进行重新调整。

　　当然，人们最担忧的，还是这些从事过度竞争的高中生本身的身心健康。最近已经有几本新书出版。比如在《特权的代价》一书中，临床心理医生Madeline Levine指出这些超优异的孩子在学术上和社会中都很成功，但内心充满焦虑、愤怒和脱节感。这些现象当然有不少，但以笔者的观察，却不可夸大。毕竟，这些成功的学生背后，有父母紧盯着。他们家庭稳定，有足够的感情和经济支持，使他们能够在外面承受超强的竞争压力。一位社会学家对我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东亚的家长才会一天到晚盯着孩子的功课。看看美国的中高产，他们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他们有一种全球化的忧虑，总怕自己的孩子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就说：“我小时候，父母总是说，把盘子里的饭吃干净，第三世界的孩子正在饥饿中死亡。现在我对我的孩子说，快完成你的作业，中国印度的孩子，正拼死要抢你的工作。”后来他把女儿送进了耶鲁。

　　在我看来，美国的中高产阶层本身受的教育高，看得远，先于劳动阶层看到了全球化的挑战。他们有一种斯巴达的心态：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已经被远远多于自己的人口包围了。这些人甚至大多对美国充满敌意。所以，对孩子从小就必须进行近乎残酷的训练，掌握以一当十的技能，以适应未来的生存竞争。可以想见，这批精英的素质，将决定美国对世界的统治能否维持。不过，这些高中天才的大量出现，和那些根本毕不了业的高中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两部分人技能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未来更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一旦形成，政府再怎么扶贫抑富，再怎么收富人的税，给穷人福利，怕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