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残疾人

　　圣诞节前，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和家长一对一地汇报孩子的表现。会结束后，我们把捐给学校的一些文具转交给老师，并且很“中国式”地送给老师一条杭州的丝绸围巾，表示对她教学的感谢。

　　两天后，收到老师的感谢信。女儿也提及老师很高兴。不过，一天吃晚饭时，女儿突然冒出一句话：“妈妈，你送给Mrs Spencer那样好的礼物，实在是很慷慨。”我和妻子听了一愣，觉得这话实在不像是个5岁半的孩子说出来的。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女儿又接着强调说：“我们至少也应该给Nicole写个贺年卡。她是个盲人！”

　　Mrs Spencer是女儿的班主任，全班21个孩子，基本全是她一个人教。我们做父母的，当然觉得她最重要。但是，在正常的课时之后，还有一个“学后班”，由私人利用学校的场地经营，其实主要就是雇几个女孩子监督孩子们玩，等家长下班后来接。这个班有几十个孩子，除了两个主要老师外，还有一两个临时老师，一个老师助理。Nicole就是这个助理。我接孩子，一个星期碰不到她两次，也从来没有看见她和女儿玩过。送礼的事情自然就想不到了。

　　女儿的话，让我们很不安。难道她觉得父母太势利，只知道巴结有权力的人，忘了弱者吗？她若真有这样的观察力和品格，我们当然高兴。其实，我们从小就是这样教育她的。她三四岁时就宣布长大要开餐馆，请无家可归者来免费吃饭。那时我们住在无家可归者遍地的纽黑文，她懂这些是很自然的。但是，对盲人的关怀，她竟比父母想得周到，这就不能说是我们的功劳了。

　　这件小事，使我重新检视孩子的成长环境。在美国，对残疾人的关怀早已形成了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孩子刚刚懂事，就学这些东西。比如，大名鼎鼎的波士顿儿童博物馆。我第一次去时，非常吃惊。在一个场地，有各种残疾人的用具，让孩子去玩。这些东西不仅包括轮椅、盲人用的手杖，甚至还有假肢，有缺胳膊断腿的孩子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假肢的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实在太惨，我怕吓着孩子，不想让她看，更不愿意她去碰那个假肢。可是，孩子却充满好奇。她最喜欢的，是戴上遮眼罩，手持盲人的探路杖，在特别设置的路线走一圈，半途还会碰到做同样游戏的孩子，双方身体撞到一起，要想办法躲开对方、继续前行。孩子这么玩几次，对当盲人是什么感觉，一下子就有体会了。

　　另有一次领孩子等公共汽车。车停下后，一个坐轮椅的人通过自动升降机下了车。司机也跟下来，推着轮椅，耐心等候交通信号，然后过马路，把那位残疾人送到对面的地铁站，前后竟花了四五分钟。全车几十号人，全在那里静静等待，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虽然年纪还小，但对许多事情还是比我们做父母的敏感。

　　我们是在“文革”中长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吧。要改变我们身上的很多品性和本能，实在是太难了。不过，下一代还是可以不同的。美国电视里的儿童节目，总是贯穿着一些关于残疾儿童的教育片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那位因骑马事故高位瘫痪的“超人”Christopher Reeve ，生前就频频出现在儿童节目中，给孩子讲解自己用的轮椅、呼吸器等等。我过去是从来不想让孩子接触这些东西的，因为这对大人而言，也有些太可怕了。但是，在美国，人们从小就接触。大家没有我的那种恐惧。

　　社会对残疾人的人道，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他们的照顾，而且反映在人们用看待正常人一样看待他们的目光上。这样残疾人才能感觉到自己是社会正常的一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培养孩子从小把残疾人当成自己正常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