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发现无论是名牌高中、一般高中问题积重难返，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所以素质教育我到现在发现孙教授50年代自燕京大学之后，燕京并入北大，清华、北大并举，中国大学只存在两所大学，北大、清华，现在大学生想考哪儿？北大。另外一个小孩子连清华在哪儿都不知道说考清华。北大、清华好在哪儿？高考的问题代表了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利益链已然全部形成，打破这个利益链跟中国无数利益集团一样还需要各位专家、学者努力。

　　下面请尊敬的李楯老师给我们谈谈高考问题。

　　以下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楯教授的精彩发言实录：

　　李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为什么好？主要它具体。不是说这个方案里面我没有意见，也不是说不会有更好的方案，主要是这个方案很具体。我们只有今天提出具体的方案，才有可能来执行和推进。

　　考试对于绝大多数人都会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在我们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问题，包括刚才孙教授谈的一些问题，有很多是考试以外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特有的问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以至于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能混在一起。像刚才大家说高考舞弊，高考舞弊与考试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那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堕落到这个样子了。讲到具体考试，从价值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三个层面来看。价值层面上就是机会均等，至于受教育权那是一个更大的范围。制度层面，第一，我同意刚才孙教授说的政府退出，这样教的、学的就都活下来了。第二，涉及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要做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地区公平就是你拿着一个身份证到哪儿都能报名，不要名额像现在这样分配。城乡公平就是要给我们现在还有农业户口的人，给他一个录取标准，这是我们计划解决欠了债，就跟美国当年对待有色人种一样，另给资格标准。技术层面有很多问题，技术层面在我们这个方案里做得还不够细，以至有些问题，你说文科语文要好，语文仅仅是文科的东西吗？语文包括人的一种思维认知表述方式，它不只是文科的东西。是不是工科、理科语文就要差一点？再有自主考试给高职现在比较好行，比较容易行得通，但恰恰一种职业教育、技工培养应该要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所以，你这个自由度更多给谁？恰恰难度大但是也实际意义的是要给大学，尤其是研究性大学。这里有些东西我们要考虑到一些事情的相关性。我们在谈考试的时候就谈考试，当然中国有很多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教育才出现那么多问题。当谈到具体问题，我们就要从具体的价值制度技术层面来说。谈到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就牵扯到谁给谁配套，我们现在是拿了大东西给小东西配套，那些东西比考试还大，所以就很难。我们从人的发展还是人才的培养角度来考虑，正是人才和应试形成制度性的悖论，我们一直只想培养人才，结果形成自己在那儿顶牛的状况。

　　我们要区分教育制度课程设置与招生的区别，甚至我们要区别录取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区别，有些录取制度要给一些灵活性，而考试制度不是灵活性的问题，考试制度是怎么恰当的使每次考试得出一个评估是等值的。

　　区别制度的优越、制度的缺陷和贪污腐败问题，贪腐问题是社会问题，不市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本身好还是不好造成的。

　　最后，我们给了推进考试改革的时间太长了，而我们给酝酿制度决策时间又太短了，这是我们国家决策的通病，包括我们说现在要制订《考试法》，现在如果制订《考试法》，我谈我个人看法，肯定是一个坏法，我们现在制订不出好法律，这是因为我们转型中一些特有的问题制约住了，包括要把严厉打击考试作弊作为考试法的主要内容，那走题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恰恰需要给社会拿出像他们现在搞出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方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直到十几个，需要有一种条件，这时政府要发挥作用，使决策经过充分的论证，把这些问题现在这个方案化解成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然后针锋相对地论证，不要笼统地纠缠在一起谈，广泛参与，协调平衡不同的利益主张，这种情况下谨慎决策立法，我们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希望多有一些这样的方案，希望政府甚至如果不行，民间也行，包括利用我们的网络，做一个一个具体化问题针锋相对的论证和不同意见的辩驳，然后再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