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在这个方案关注到有非常重点的两部分都是关于农村的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到安徽做过一个调查，现在在中国的一些西部城市，特别是包括像安徽这样的城市都出现了农村的初中、高中有大量学生弃考，包括弃学的现象，这个现象是我们去安徽调查的时候，可能是从去年农民工失业潮那个时期就开始了，随着父母大量回家乡以后，有些人可能不能适应农村的中学教育造成的。我特别看到这里的方案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以提高重点高校录取农村生源的比例，不知道这样的比例是怎么规定出来的？发达国家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参照系来推进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招募情况？

　　如果我们扩大农村生源的比例，会不会也对其他的学生在招考上造成另一种不公平？    我们看到前面提到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的弊端，不知道目前这个趋势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严重地步？请相关的专家解释一下。

　　熊丙奇：刚才讲到农村孩子弃考也好弃学也好，问题比较复杂，牵扯到大学学费、就业压力和基础教育的质量问题。

　　你刚才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外大学怎么保障农村孩子的公平问题，这实际上要通过多元录取方式来解决。前一段时间听《中国青年报》讲过，对农村的孩子要加分，或者是降低录取分，这是很难操作的，因为牵扯到城市的孩子马上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农村的户口。举一个例子，美国多元录取指标里有一个家庭因素加分，同样的孩子，他如果来申请，SAT的成绩可能比一般的孩子高，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家庭是来自父母经济条件比较好，因为可以通过信用卡查出来他们家的收入，父母的学历比较高，这样的孩子可能要输给那些经济差一点的，而且父母的学历低一点的孩子，要通过家庭加分实现农村的孩子获得公平平等的竞争机会。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公平的调节器，同等情况下我们在多元录取里面就能体现到农村孩子的公平性问题。

　　30%是我们通过目前测算出来的。目前整个学生的比例中，所有学校加起来，大致来讲农村学生的比例跟城市学生是差不多的，但是农村孩子主要是集中在地区地方的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但是在一本院校里，农村孩子的比例是20%—23%之间，比例是很低的，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农村比例孩子只是23%左右。

　　第二个问题，重点大学地方招生的问题，是2006年达到高潮，985高校共建，地方和中央共建，使得重点学校增加了地方的招生比例，浙江大学达到76%，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是有特殊原因，因为浙江本身只有一所211和一所985，而且合并了好多所浙江的学校，基本上那几年重点大学在地方的招生比例在50%左右。这几年两个因素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国家控制，希望重点大学招生比例不能在地方超过30%。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地方生源的减少。由于发达地区生源的减少，比如上海、北京连续几年来适龄学生都减少。因此顺势而为，如果学生减少之后，我在当地保持录取比例不变，把多下来的招生计划放在中西部，所以就调整了这样的比例。因此，某种意义上讲重点大学在地方招生的比例在持续下降，这不是重点大学主动推动的，是因为生源减少推动的。

　　程方平：我看了熊老师和杨老师在电视里讲到弃考的问题，弃考的问题一个是数字，因为咱们国家统计适龄高考的学生基本上还是以普通高中为主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中等职业学校在咱们国家政策当中，只允许有5%的学生毕业以后考高职，这个政策我们一直觉得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政策放宽一点，包括国际组织建议我们这个比例在70%左右，就是上了高职高专考高等职业学校，这个政策如果调整可能好一些。

　　另外，刚才那位记者朋友讲，有农民工回去就业紧张的问题，同时说明大家开始有了对自己负责的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更积极的方面来调节。比如说我们现在终身教育的系统、网络学习的系统、电大的系统，其实都可以在提高国民素质上，尤其是农村的学生，因为农村的学生即便到省里上学，负担也是挺重的。这个负担也可能是借了很多债，所以这些孩子如果毕业以后不能像理想的那样变成白领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好像就失去了学习的价值。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既要看到他对传统的一种模式、一种做法的一种否定，它既是一个问题又是一种进步，同时我们整个教育界、整个社会应该做一些积极的调整。比如说我前几年看到中央电大就搞了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给农村的孩子免费通过网络学习到时候发文凭。你比如他上了大二、大三，通过调整到正规大学去学习，这方面美国的很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先例。既适合那些地方的孩子在地方学习，又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还为大学内部的调整做了一些好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