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提出这一套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背景是什么？以前提出过这样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吗？

　　杨东平：国家已经启动了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发展规划，希望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来制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纲要。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通过汇集民间的智慧来建言献策，来提供自己的改革建议和方案。所以，我们提的建议和方案不限于高考，这次是因为高考刚刚结束，所以我们把高考改革的方案放在这么一个时间。我们提出其它包括高等教育的教育行政、职业教育、农民工教育等等等等，这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各类教育，我们都提出了相应的方案，递交给国家的有关部门。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方案最本质是想改什么？我的印象是两个自由，一个是高校招生的自由。第二，学生选择高校的自由。这个理由是否正确？

　　熊丙奇：完全正确。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什么提出这两个自由？

　　熊丙奇：高校这两年谈的比较多，高校的招生自主权问题。从2003年开始实行自主招生，但不是真的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学生选择权还是没有。不要说看到学生到很学校参加自主招生的考试，但是只能填A志愿和第一志愿，还是选择一所学校，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所以，学生实际上没有选择权。包括现在拿出奖学金吸引学生报考，但实际上学生根本不可能去考虑奖学金的问题，因为奖学金是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才可能考虑这个因素，在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根本不可能考虑到奖学金的因素。这是高校自主招生本身要落实，但是学生的自主权还要扩大。学生的自主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考试的选择，考试的选择权要交给学生，现在学生没有考试选择权，参加大学招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全国统一考试之外没有其它考试提供给大家，而且是一张卷子，所以要增加选择权。要拿到多张录取通知书，就是多次录取，如果学生有多张录取通知书，必然意味着对学校有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学生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的学生是一考定终身，一考定终身不仅仅体现在一张卷子上，而且体现持续性的选择没有，进大学不能选大学，进入大学之后不能被淘汰。我现在想被淘汰，但是不敢被淘汰，被淘汰就意味着重新高考，不能像国外从一流大学到别的学校。现在我们其实对高等大学有一个契机，不要唯普通高校独尊，应该所有学校平等发展，所有学校之间建立一个立交桥，进入一个职业学校将来只要学分认就可以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读了，可以进入一个职业学校，这样打破了教育的门户之见，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我们应该朝这个目标前进，要构筑一个公平的教育目标，这样教育在未来才有教育质量提高的可能。

　　李楯：这里涉及到我们目前这样一种规则的设置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可能和张天若先生的想法有些不同，他特别提到国家的人才需要，那就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这是在教育上甚至在我们国家其它方面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包括教育的问题都解决不好。如果我们真正以人为本，我们就要考虑第一位不是国家人才需要，也不是高考的指挥棒和计划经济的规律一样。市场有它的规律，高考的指挥棒等于市场的规律，那我们就可以说阶级斗争等于前30年的规律，这种规律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谈高考是非常具体性的技术问题，但背后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清理好，我们高考制度就很难改好。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今天的教育是非常好了还需要搞得非常好，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两个反向的东西，一个是有一些人由于自身的条件好，不是制度好，能到国外去上学，他就对国内的高等教育给了一种表示。还有一些是不考了或者根本没有能力考，比如像农村底层。这两个反向的作用都使我们自己再怎么吹牛说我搞得好，外国人再不远外里来捧臭脚说中国的教育了不起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通过比较，我们的教育确实有大问题，具体到技术层面，我们的高考应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