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刚才很多老师都提到高考改革最大的担心是对公平、公正的挑战。高校自主权的回归在这方面势必会有一些招生腐败的滋生。在这个方案里好像没有更多的体现怎么杜绝招生腐败的问题，不知道各位专家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接下来要做的后续配套工作是什么？

　　熊丙奇：刚才方案里面其实谈到了杜绝自主招生腐败的问题。方案里提到大家有目共睹，一方面通过考试立法，当然法律的执法行为我们再说。还有高考的家庭因素。其中有一句我们只是点到，但是没展开，就是关于怎么样树立高校的自主招生的公信力的问题。刚才谢老师讲得很好，说怎么样发挥老师的推荐权利，我们在方案里没有讲到，实际上一系列改革就是政府放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学校归于教育本位，老师要在教育中发挥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基础教育比如中小学要实行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治校，大学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针对目前行政化的问题，比如我们要建立大学校长公开遴选，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大学要实行教授治校，这是一套。如果只有招生自主权，而没有大学的自主办学，没有大学的理事会治理，大学还是以前的行政级别，我们这套制度是无法实现，自主招生必然会遭受这样严重问题。因此，高考制度只是所有制度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刚才李老师也讲到，我们有很多配套措施，有些超过了高考改革本身，但是恰恰证明了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只有把高考解决好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都好改。关于高考公平的问题是需要一步一步解决，而不是靠目前的方案能进行，高考制度需要大学改革制度和基础教育改革制度进行，根本就是教育的权利真正交给学校。

　　杨东平：按照熊教授的想法，我们的改革要20年以后再谈起。高考公开还是可以认为是非常技术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信息技术的平台上，主要是最大限度的信息公开和全程公开。我还建议能够组成一个面向社会的由家长、社区代表、公众、校友、媒体代表参与的一个陪审团，全程参与每一个高校的录取过程。这有什么困难、什么成本呢？相信很多家长肯定有很高的积极性，而且天天坐在招生办，知道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这就是更大程度的公开，而不是招生办几个人跟校长高度机密。

　　李楯：你愿意，有人不愿意。

　　杨东平：只要国家做出规定，有关的层面可以实现。

　　熊丙奇：我们在方案谈到了全程公开的问题，目前的自主招生实际上也要求阳光招生，但是我统计了一下，最多公开的省市是公布了7项，哪7项？姓名、性别、省份、中学、科目、英语，没有了。我们要求全部公开是尽量公布这个学生的所有信息，我们希望隐私权让出一部分，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都公开，这样高考制度公平就能够通过信息公开来保障，当然全面的信息公开还需要今后的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当然我们要一步一步来，通过全程全面的信息公开，媒体和法律参与的机制保证。

　　李楯：隐私是不能公开的，需要公开的是把招生人的名字都公开。

　　熊丙奇：这个容易做到。

　　李楯：底下就有人查，名字公布了之后是为了将来出了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人处分了没处分，不是谁招的。

　　谢小庆：《光明日报》的记者问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杨教授回避了综合素质的问题，他们认为那个东西根本不可行，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们现在给招生老师的综合素质根本不行，对他根本没有没有制约，杨教授回避了。他们认为给高校自主权高校就能自我制约，其实对高校没有制约，而现行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对高校是有制度的，是按分投档的。东平他们有些想法其实都是很理想化的，他们实际来讲很正确认识到不能给高中老师发言权，因为没有制约，但是他们认为没有给高校自主权，应该给高校自主权，其实他们的制约是不具有操作性的。

　　李楯：高校教授认为自己的脸面比生命还重，这是能做到的。

　　主持人：这不可能。希望光明日报能够将两方的观点都表现出来。孙先生刚才讲了一句话，没讲完，我们请孙教授把话讲完。

　　孙复初：教育改革要搞好必须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密切结合，孤立地谈教育很难做到。比如说我们的教育经费4%为什么总达不到，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部的事，很多问题停留在口号上，小平同志讲“口号不是硬道理”，但确实我们有很多是口号。教育体制的改革一定要密切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结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当然我们这里可以在杨教授的方案里不重点展开谈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政治体制不搞好，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一直没搞好，现在是在滑坡的，这不完全是学校教育的问题，诚信，首先谁讲诚信，这个问题大家很清楚。所以教育的问题要改，包括学生的政治素质水平提高，不仅是政治课和学校教师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而且是向上汇报的过程中谈这个问题。

　　王晋堂：高考到现在建国60年，77年的时候是一考定终身，从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还是一分定终身，也就是我们60年共和国的历史，有49年是一分定终身。为什么大家能忍受？它的弊病很多，就是因为它还能保持公平和公正。假如没有这个基础，它就不能维持。高考三个阶段，77年，文化大革命中先是闹革命，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72年开始恢复大学招生，那个招生就是推荐和选拔，痛苦我们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高考需要改革，也可以改革，但是改革的底线是不能破坏公平。如果破坏了公平就不是改革，是折腾。

　　第二，刚才谈到政府行为。现在政府还不是说他们管的太多或者是管得太死，就是有些不该管的管了，但是有些该管的又没管住。

　　程方平：监督最重要的是利益相关者的监督，问题应该从利益相关者提出来，有一个类似仲裁的机构去执行它。而且高考的法不应该是一个软法，包括封建社会，包括一些国家，作弊是要严惩地。我们现在太软了，所以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