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赶时间，老师帮学生补写“参考文献”

　　下周一早上，打印装订好的毕业论文就必须摆到系教务秘书的桌上了。周五下午，徐妍(化名)对她指导的学生“会交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心里还没有一点儿底。

　　在贵州省某高校新闻系任教的她又一次给学生群发短信：“孩子们，下午4点前务必将论文最终稿发到我的邮箱里！！！”

　　徐妍的3个“孩子”，一个在陕西找工作，一个在湖南找工作，最后一个倒是在学校，也天天奔波在招聘会和人才市场之间。

　　下午4点，她准时打开邮箱，已经有两篇论文在等她了。在陕西的学生小邹还没有交，不过他的QQ倒是闪起来：“老师，我还在改，再等等啊。”

　　打开交来的两篇一看，其中一篇论文格式不符合学校的要求。徐妍跟学生小李交涉：“赶紧改！”

　　小李说：“老师，我不知道论文的格式是什么样。”徐妍奇怪：“你们不是每人都领了一本《本科毕业论文和设计规范》吗？”小李回答：“没有啊！”

　　徐妍无法，只好叫她找宿舍的同学借一本看看。过了一会儿，小李在QQ上发过来一个鬼脸：“噢，找到了，是有这本书！”还安慰徐妍：“你别急啊，我现在就改。”

　　徐妍气得两手搁在键盘上半晌，不知道该说什么。

　　到了晚上，小邹的论文总算写完了，可是没有附上参考文献。徐妍只好再给他打电话，可小邹很犯愁：“老师，我下午是在网吧里写的，现在没有电脑了，怎么改啊？我明天坐火车回贵阳，回来再加上行不行？”

　　徐妍一算时间来不及了，只好说：“算了！我帮你加吧！”

　　这是徐妍工作三年来第一次指导本科毕业生写论文。为了保证质量，她婉拒了很多学生的请求，只留下3个学生。

　　后来她才知道，这么多学生想请她当指导老师，是因为她是“新手”，被认为“好说话”。

　　指导论文就是和学生斗智斗勇

　　对另一高校法律系的副教授欧阳微来说，帮学生补写“参考文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作为教学骨干，欧阳微每年都要带10个甚至更多的学生写论文：“格式不合格，我看都不会看一眼，你改对了再交给我。”

　　尽管态度比徐妍“强硬”得多，但在欧阳微看来，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也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事。

　　“现在指导论文就是和学生斗智斗勇。”欧阳微说，其实，学生们都知道，就业压力大，如果因为写论文而耽误了找工作，老师们也于心不忍，“于是，学生们就利用老师这种矛盾的心理，一次次试探我们的底线。”

　　这种斗智斗勇从论文开题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徐妍说，开题时，她被学生列出的论文题目“吓到了”。“一个想写‘论新闻与法治’，还有一个题目是‘经济新闻研究’，都是大得可以出本书的题目。我只好从头教起，怎样选择一个小而易于着手、平时思考和积累比较多、自己又感兴趣的题目。”

　　第二次讨论题目，总算达成了共识。根据不同的题目，徐妍认真为每个学生列出了书单，叫他们回去好好研读后再动手。

　　没想到，一个月后，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初稿，和当初确定的题目根本不一样。

　　“后来我才想明白，我们之前讨论的论文选题，都是他们临时搜索的或者想出来的，哪儿有什么兴趣，哪儿有什么思考，哪儿有什么积累？”

　　论文指导包括一系列琐碎的事务

　　最直接的交锋当然是“抄袭”与“反抄袭”。

　　“几乎没有完全不抄的学生。”欧阳微说，区别只在于：聪明一点的学生抄书，不聪明的学生才抄网络。

　　欧阳微见过的最极端的情况是：“曾经有一个学生，第一稿拿给我，从网上下载的全文除了作者名字外一个字没改。第二稿，又用两篇文章简单粗陋地凑在一起，还是一个字也不愿改。”

　　“其实，指导老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查看学生是否抄袭。”云南一所高校国际贸易系的副教授李春艳说，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反抄袭”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今年，她和同事们组织了低年级的学生集中到电子阅览室一篇一篇地查看，“凡是网文引用过半的，一律取消答辩资格。”

　　经过比对后，一大半论文得返工重写。但这也无法阻挡学生们“前仆后继地抄”。

　　“他们都学乖了，怎样抄出水平、抄出风格，还要抄得让人搜索不到，这技巧都够写一篇论文了。简单地说，同一句话，主动变被动，能倒装的句子就倒装，想法子把原意换种方式说出来。”欧阳微总结说。

　　徐妍说，三次易稿，其实就是逼着学生把论文打磨得没有抄袭痕迹的过程。“最开始，他们只加上了一些起承转合，我不满意；他们又把几篇相似文章的内容拆分重组，我还是没通过；最后才用自己的话重新写了一遍。”

　　其实，反抄袭只是指导教师职责的一部分。指导工作还包括一系列琐碎事务，比如，一一给学生打电话催稿——部分学生是因为外出找工作耽误了论文写作；部分学生是因为做事拖沓，借口找工作而迟迟不交。“这屡屡打乱老师正常的日程安排。”

　　另外，一些学生依赖心理太重，想着反正有老师把关，使得论文中谬误百出：有的语句不通，有的别字连篇，有的连基本的主谓语都搞不清楚，老师还要充当语文老师。许多论文的英文摘要都是直接由电脑软件翻译出来的，这时又需要指导老师来亲自修改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英语病句。

　　李春艳曾经拿到一份打印好的论文定稿，封面上赫然写着“关于替身苏州投资环境的思考”。翻到内文，她才明白，“替身”为“提升”之误。

　　“你想想，整个封面只有一个标题和一个作者名，这么刺眼的一个错误，他自己愣没看出来！”

　　“个别学生你对他严格，他还说，老师别这么认真，其他同学都是一个晚上赶出来的。”李春艳说。

　　欧阳微说，只要不是一半以上抄袭，结构合理，语句通顺，观点正确，一般都能通过，要求并不苛刻。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一些学生尽管有自己的想法，却因为归纳总结的能力比较差，表达不出来。

　　学校暗中降低了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

　　今年，李春艳所在的学校有10%左右的毕业生在两次答辩后仍然没能过关。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向媒体和市长热线投诉，反映学校“无故取消”他们的答辩资格。

　　迫于压力，学校给了这些学生第三次答辩机会。

　　“这简直是藐视我们的劳动成果。”李春艳所在学院的全体教师抵制参加第三次答辩会，学校只好另外找人，答辩会草草了事，除了3名学生外大部分人都顺利过关。

　　学校暗中降低了对本科毕生业论文的要求，这让指导老师们无所适从：“所以我们现在都下定决心，以后的论文，只要是篇文章，就放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但李春艳也很清楚，“有些学生轻松抄袭，老师睁只眼闭只眼放过去了，转过身，学生就嘲笑老师：这几个笨蛋，随便抄一篇，他们也看不出来。”

　　这似乎是个困境，两边不讨好：“放水”？遭学生嘲笑；严格？遭学校施压。

　　“每指导一个学生，老师只有300元津贴，但要看三稿甚至五六稿，每篇论文就像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一压就是一年。”

　　“我宁可把这活儿外包！”李春艳说，“指导一个学生论文，比自己写一篇都累！”

　　刚刚忙完2005级学生的论文答辩，李春艳又接到通知，2006级学生中的27人将由她担任论文导师——为了与找工作的时间错开，大部分学校都已将学生写论文的时间提前到大四上学期。

　　“这是一个‘噩梦’，但年年都得做！

　　一家之言

　　学术抄袭案调查结果为何多是学生“祸害”老师

　　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与其带过的学生杨伦共同署名发表的一篇论文被指抄袭事件，这两天成为热点新闻。辽宁大学刚刚给出的调查结果称，抄袭一事基本属实，但抄袭系杨伦一人所为，陆杰荣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发表，非直接责任人。

　　无独有偶，这和2006年笔者调查采写过的某体育学院院长与其所带过的硕士生合发的论文涉嫌抄袭事件，最终给出的解释如出一辙，都是“抄袭系学生所为，老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解释模式，笔者在多年前就已经见识过了。

　　笔者考研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由新闻学界一位著名教授写的世界当代新闻史，书中内容都是资料堆砌，不少段落整段“引用”同类著作。然而，这本书封面却印着某某人“著”而不是“编”。

　　更让我大跌眼镜的是，该书错误百出，有不少还是史实性差错。对于同一个地名和人名的翻译，前后译文也大相径庭。一些翻译的搞笑程度，丝毫不亚于近日流传甚广的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这样的译法。

　　这种书也敢拿出来卖？笔者实在气愤不过，于是修书一封直接寄给该教授。

　　没多久，这位教授回信了，态度诚恳，说这本书之所以问题多，是“因为赶得太急，出版社编辑住在招待所坐等书稿”，而之所以会出现“引用”多及翻译问题，是由于“我的一些学生帮我写了几章”。言下之意，似乎是被学生“祸害”了。

　　从近年来被曝光的多起学术抄袭事件来看，一个极力表明自己清白的老师身旁，总会有被指“祸害”老师的学生，这几乎成了学术抄袭事件发生后通行的解释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教师经常出演无辜受害者角色，而真正的大反派，往往都由他们的学生担当。“论文不好发表所以挂上老师的名字”、“挂了老师名字不需要交版面费”等，经常会成为教师为什么会署名为第一作者的最常见理由；而“此事全由某某一人所为，与某某老师无关”，“某某老师对此论文没有贡献”，又成了将教师的责任“择”干净的常见话语。

　　问题在于，在这一解释模式下，教师说不知情，学生大力揽责，教师就真能将自己“择”干净吗？他们真能完全置身事外吗？

　　在与学生共同署名发表的学术作品抄袭事件中，绝大多数教师确实没有抄袭，能够保证清白，但由此得出学生“祸害”了教师，或者教师因此可以免责的结论，也未免太经不起推敲了。

　　首先当然是权利与责任对等的问题。根据我国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规矩，不管学术作品是如何出笼的，第一作者就意味着第一责任人，他们既然能享受到该作品发表后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相对应的，出了问题当然也应承担责任。

　　因为按照惯例，在国内学术界，教师与学生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都署名为第一作者，确实，他们可能对论文没有任何贡献或者贡献甚微，但既然署名为第一作者，可以肯定的是，作品发表后，如果没有出事，教师自然可以拿着这些作品申报职称、课题、奖励等，如果作品不错，产生了影响，教师还由此还可以享受到作品带来的美誉。在这个时候，教师们一般绝不会说：“这都是学生的功劳，与我无关”。

　　这样看来，不出力却能获得最大收益，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本身就只能是一种“潜规则”，不符合学术规范。

　　然而，一旦出事之后，教师却总喜欢用自己对作品无贡献为理由，想把自己择干净，实现完整切割。这就非常可笑了。有好处全得到，有坏事推干净，世界上哪有这样一本万利包赚不亏的好生意？

　　在笔者看来，一旦出现类似的学术不端行为，教师们就想把自己“择”干净的做法也有失师德。俗话说，“教不严，师之惰”，即使问题不出在教师身上，他们在教书育人上的失职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爱护学生本是我国的传统师德，不知道教师们考虑过没有，一出事就想方设法“择”干净自己，诿过于学生，那会将学生置于何种境地？如果让他们承担了全部责任，也就往往意味着失去学位、失去毕业证，甚至失去工作，有学术理想的，甚至还会就此断送了学术生命。年轻人一次犯错的代价如此之大，而且这种错误还可能是在学术规范教育缺位的情况下犯的，到了这个份儿上，教师还要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者，仿佛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人，这样的师德是不是不道德？

　　所以，对于类似的学术失范行为，学术共同体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应努力破除“挂名”的“潜规则”，没参与研究，就不得署名；另一方面，也应区分责任，各究其责，由此激浊扬清，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净化。否则，一出事就能找到“下家”，占了便宜还不用担责任，傻子才不愿干这样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