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之后，西南联大解散，但是这种校风和水平并没有消失，继承西南联大最好的是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是杭州的浙江大学，看当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料就知道，那时候的大师和科学家云集这两个学校，综合理、工、文都有，毫无疑问这两个学校已经是亚洲的顶尖学校。如果这两个学校独立地办下去，很快就会是世界一流了。然而不幸未能如此。

　　1952年，中国教育界有一件大事，“院校调整”，它一直影响中国高校60年。它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大学，凡是民国时期办的好的大学，清华、浙大首当其冲，都给拆散了，拿去重组。当时清华大学的调出调进的比例是52：1，院系重组的时候把科学家和好教授都调走，只有一个系，现在清华很骄傲的电机系，因为当初的有三位教授力争，所以把电机系的电信组保留下来了，要不然它也会被拆掉了，清华大学等于是一锅端了。浙江大学也一样，浙江大学的主力都调走了， 24位知名科学家中有22位调走了，90%以上。不光是浙大、清华，那时候全国的高校都一样。这种做法使中国高校随后这几十年元气大伤。

　　我们现在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症结，不能回避1952年“院系调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1952年，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给弄成这个样子，折腾到元气大伤？

　　现在看来，当初的人们是处于“好心”，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那时候政治左倾，有人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要占领它们。怎么去占领呢？大学教师都有知识文化、朋友师生关系盘根错节，只有把领导关系，隶属关系、朋友师生关系打乱，外人才能去占领，所以就强行肢解；第二方面是教育思想上的原因。1952年，正是中国全盘学苏联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的专才教育跟英美的通才教育两个不相同，有人认为苏联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它用计划经济这一套，把培养人当作是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率、大规模地出培养学生。正好那时苏联的科教界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随后我会再讲)，于是就有理由有根据地把中国的教育全盘改了，把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我国当时的综合型大学几乎都被折开成独立的，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就是例子。

　　回头看，很遗憾，世界上产生最大破坏力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我们回顾60年，总结教训，不能够不看看“院系调整”的这两个理由，它们对不对呢？

　　第一是为了在政治上占领大学阵地而打碎旧大学。实际上最近30年来，大家已经用行动把这一条否定了。你看现在哪个教育界人士、哪个大学校长，不是把民国时期创办大学的教育家奉为我们国家的骄傲？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张伯苓，大家都认为这些人是中国20世纪教育的骄傲，把他们奉为楷模，这就已事实上承认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很优秀的一面。1952年把他们创建的大学体制强力打碎，至少是就太幼稚了吧！

　　第二我们来看苏联的专才教育后来出了什么问题。首先，专才教育这个模式是用计划经济那一套来搞教育，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专才”就是产品了，这样容易迅速而且大规模生产。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有个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成长规律。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个性跟天赋，而且都不一样，你不顾人的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就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不能人用其才，没有生命力。我们的学生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了，许多上进了他们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换，他们干的东西并不是自己天赋特长，他们的才能发挥不出来，教育就没有生气了。

　　1998年，我参与我们国家新一轮“创建一流大学”计划，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要改变专才教育模式，又用行政权力把所有的专科学院重新合并成综合型大学，其原因就是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那样培养的学生没有活力、知识面太窄、又没有照顾它的天赋。他们都深感有这个必要性，才产生了“并校风”。又造成许多“超级大学”，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否定52年院校调整的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又要搞通才教育，但可惜又用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干，没干好还造成许多新问题。

　　应该说所有新合并成的综合大学的领导、师生员工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现在清华远比当年物资力量要强。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看新合并成的大学都会有现在大家看前门大街的感觉。我最近去看新修的前门大于的仿民国时期建筑，修得很漂亮，花了很多钱，但是冷冷清清。看着它们，我马上想起了梁思成当初说的一句话。解放初期，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古建筑，还跟北京市当时的领导人辩论，当然梁思成失败了，最后他不得已说了一句话，“50年以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现在重建前门大街的仿民国时期建筑，就是用行动证明梁思成是对的，当初的北京市领导错了。但是现在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古迹已失而不复得！当然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回来，还可以再建好，然而关键是要明白当初丢的什么东西，你要建好，要把最本质的东西找回来，不能又成新一轮行政干预。

　　我下面再说第二点。“院校调整”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苏联的专才教育好的，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全盘学它。50年代初那时候，苏联确实有一些重要的世界级的大师，像朗道，朗道的天赋和才干全世界公认，苏联为有朗道这样的大师和他的学派而骄傲。现在我才发现朗道这个苏联的骄傲有秘密，它是什么呢？苏联人引以为自豪的朗道曾被克格勃关了一年监狱，然后放出来，之后克格勃保密不说什么原因，朗道也不说。一直到朗道去世后很久，最近，因为打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打开了尘封几十年案件，才发现，朗道当初真正犯过煽动反对苏共、反对斯大林的罪，他跟他的学生写传单，在散发前，克格勃一举把他抓了。从他的档案中，发现苏联政府的聪明在于，他们对朗道这种人才非常克制，不对外宣布发生了什么事，而朗道关了监狱得到教训，也可能保证不再犯反苏共、反斯大林的事。事后尽管克格勃对朗道所有活动都了解，档案很厚，连朗道随后说的牢骚话都有，但是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当权的苏联政府和克格勃都只限于默默的监听，对他没有任何干预。比如他公开给他的同案犯每月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他做研究，要发表论文，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他参加评选院士，苏联政府不干预；他还得了斯大林奖金，苏联政府还授予他；苏联政府只不让他出国，怕他出国就不回去了，到中国开会也不让。看了这个档案确实感慨，这件事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而恰好是他们对优秀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得他们的科教一度辉煌。这就是说， 60年前的秘密揭开后，才知道前苏联的教育当初那么发达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容忍和保护人才。那时候我们的人比较左倾幼稚，就算像朗道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才，即使不进监狱，也会失去发表文章和培养学生的权利。

　　“院系调整”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了，刚上小学，没有亲身经历。现在谈的资料也难免片面，说的不圆满。我讲的目的是引起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搞清楚。“院系调整”可能是过去60年我国教育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院系调整”这件事，我们应吸取的主要是，无论出于任何动机，都不要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教育。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更要敬畏，敬就是尊敬，畏就是畏惧。教育最根本的事，是要教会年青人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兴趣和洞察力，这些东西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是普世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干预他，干预就会犯大错。教育就像每个人的精神母亲，我们都要尊重她，畏惧她，为什么说畏惧呢？就是让人不要动不动就想改造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