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
本报记者专访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杨念鲁
不征得群众同意 不能随便撤学校
本报记者 孙强
“人人有学上”,已成为现实。如今的诉求是“人人上好学”。这不仅是学生、家长的想法,是教师、学校的追求,更是教育工作的重点。
11月9日本报推出专题深度报道《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报告》,引起社会关注。11日,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京就布局调整取得的效果、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的思路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专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杨念鲁(以下简称杨)。
记:您考察过陕西的义务教育布局调整工作吗?认为怎么样?
杨:去年我考察过石泉留守儿童的做法,做得相当好,应该说也是个样本。县委书记看待留守儿童问题,不单是从亲情缺失、管护问题等角度来解决的,他是从经济上考虑的,认识很到位,视角很高,搞得比较好。这次在河北邯郸召开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吴起县也在会上发言,重视教育,舍得投入,也给我比较深的印象。
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是客观选择
记:但是有一些人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撤掉那么多原先存在的学校?
杨:这是一种客观选择。当生产力极大提高,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一部分人把子女也带进城,农村学校的生源因此锐减。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主要是计划生育、人口总量减少了。这些年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城市、县镇的生源比过去有所扩大,但总体上,义务教育的生源是减少的。这是个大趋势。
这就导致我们对义务教育布局不得不做出调整,这项政策的出台,其实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当时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比较便利地入学,加上当时农村的办学体制是分级办学,因此很多村都建了学校。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历史上也是有贡献的。如果当时不这样办学,那我们义务教育普及的目标就不可能完成。
但从教育规律上来讲,这些学校规模小、生源少,一些教学点只有几个孩子、一两个老师。这样的学校,课程开不齐、缺乏专业教师,老师既教语文、数学,又教体育、音乐,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办学效益也很难提高,既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不能满足群众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义务教育的需求。
再有,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有些地方差距很大。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我们考虑,怎样能使学校在设点布局上既能满足群众方便就学的需要,又能更好地提高办学质量、效益,实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从全国来看,农村布局调整这些年,小学、初中都有所减少,但减少最多、幅度最大的,是“一师一校”那种教学点。
所以说,布局调整,第一,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第二,满足了群众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第三,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所以它的方向是对的。
正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存在的问题
记:作为分管义务教育的最高教育主管部门,您认为布局调整取得了哪些成绩?也就是说,顺应了“趋势”的布局调整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杨: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布局调整至少取得了这么几个成果:一是办学的规模效益有了较大提高。十多年前,全国农村学校的校均规模,小学不到100人,初中不到200人,布局调整后各地都大幅度提高。而校均规模的提高则意味着办学效益的提高。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成效。
第二,课程的开齐率、专业教师的配置率,也比原来有了较大改善。过去,可以说所有的教学点课程都开不齐,更谈不上专业教师的配置了。而集中办学,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大解决。
第三,办学质量相应也比过去有了提高。规模化的学校比教学点的教学质量要高很多。
记:今年6月到8月间,我们实地走访了陕西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发现了一些问题。您也掌握了不少布局调整中的困难和问题吧?
杨:布局调整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问题还是存在,甚至在有些地方还比较严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邯郸会议上说,“要充分认识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仍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最大的问题,各地在做布局调整规划时,都没有把它与人口变动的趋势、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规划结合起来。只考虑撤并了、只考虑教育的问题了,没有把这项工作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上。这是主观上的因素。
同时,客观上,也很难把握这种趋势。比如,以前,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去年年底经济危机,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又返回农村,原本跟着他在城市读书的孩子也跟着回来了,经济好转后,他又回到城市。像这种不规律的情况,很难把握。如果学校完全适应这样一种需要,除非今天撤、明天建、后天又撤……教育不可能这样去办。
当然,我不强调这种客观困难。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个问题注意得不够,规划考虑得不够,这是主要因素。不能只考虑教育内部(比如生源)变化,只想着办学效益的提高,而是要考虑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规划,怎么跟整个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口流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变化这些客观背景很好地结合起来。
布局调整要征求群众意见走民主程序
记:有人认为撤掉原本在家门口的学校,孩子上学远、路上不安全,而寄宿上学,又要多花钱,有负担。这在我们走访中,听到不少反映。
杨: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布局调整后可能给群众带来的特殊困难,考虑得不周到。我去过很多地方做调查,看到不少这样的情况:把乡村学校撤了,集中在一个地方,孩子要走七八里地去上学。一个小学生,这么长的路,无论是他的精力、体力,还是路上的安全,都是个问题。群众对此肯定不满意。这就是地方上没有把它处理好。而对农村家庭来说,孩子寄宿与不寄宿,花费是不一样的。虽然免了学杂费,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还给予补助,但是补助面目前还不能覆盖到所有学生,这就有可能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
第三个问题,是寄宿学生的吃饭、睡觉、洗澡、校内活动等方面,在一些地方没有完全解决好。群众也会产生一些不满。他去一看,孩子睡在大通铺上,有的是两个孩子挤一张床,被褥还不够暖和,也没办法洗澡,或是洗澡次数很少,类似这样,也会使群众有情绪。这几方面加起来,就导致有些群众对布局调整产生一些意见和误解,各地反映也比较多。
第四,布局调整的程序,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有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撤点过程中,工作做得还不够细,特别是征求群众意见、走民主程序,还很不够。所以群众不理解:这学校在我家门口,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撤?因此产生一些矛盾。我们接到不少群众的“告状信”,中央领导也批转过一些这样的群众来信。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不满意,主要还不是你把学校撤了,而是不满意在你根本不跟我商量,就把学校撤了,这是一些基层政府不适当的做法。我曾去过湖南、广西一些学校,群众反应比较强烈。客观上讲,那个学校确实有撤的必要,办学质量不高、孩子不能得到有保障的义务教育。按说这种撤并对群众是有益的,但是大家不愿意,为什么?我去之后跟群众开座谈会,听他们说,又把道理讲给他们,讲完之后他们基本上都同意。但群众说你讲的这些,干部没给我们说过,如果这样说了,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呢?我们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