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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中国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学校人去楼空，变成一个个“空壳”，朗朗的读书声从此成为绝响。有人说，这是城乡教育“天平” 倾斜已久使然。有人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化痼疾难辞其咎。

　　并不只是中国如此，世界上其他国家早就经历过几无二致的这种困局。几天前，在长春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展示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历史实证和经验，因而碰撞出的理性智慧火花，或许能给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修正乃至中国乡村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一种有益的政策抉择。

　　【深度·观察】一场学术研讨会引发的抉择

　　华商报记者 孙强 刘海宏

　　一个多月前，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首次高调回应各界关注，阐明义务教育新目标——均衡发展。

　　几乎是同时，华商报推出深度专题报道《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报告》，揭示时下城乡教育不均衡导致的一个侧面：乡村学校生源稀少、难以为继，教育部门因此致力于布局调整、撤点并校。

　　客观地说，撤点并校并不是能够彻底解决城乡教育不均衡的一剂万能药。相反，它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和矛盾。当政府继续推进布局调整、基层年年列出撤点并校的具体数字时，学界对这项政策展开着越来越明晰的反思。

　　12月18日至19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在吉林省长春市主办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会议颇为精准地把议题设置为“农村教育的政策抉择”，而前来参会的不仅有教育部官员、研究者、基层学校的教师，还有美、韩、日等国的一些学者，这些“老外”带来了他们国家也曾遭遇布局调整问题的对策、失误和经验，发人深思。

　　邻国的前车之鉴

　　如果不是这些外国专家亲口说，除了学界的研究者，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发生过中国农村教育当下遭遇的问题。

　　韩国东新大学教授、韩国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崔荣杓说，好比中国人把大学叫做“象牙塔”，韩国人将其称为“牛骨塔”——对当年大多数韩国农村家庭来说，牛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但韩国家长跟中国爹妈都一样，卖了牛也要让子女上大学。如今，韩国更是出现了一个“大雁爸爸”的词汇：妈妈陪子女出国学习，爸爸孤身一人在国内挣钱，一年到头只能像大雁一样飞来飞去，抽时间见见家人。

　　韩国社会这种跟中国一模一样的过度“教育热”也影响到农山渔村(韩国农村的称谓)。农山渔村的不少人一到孩子上小学5年级，就将其转学到城市学校，让奶奶或妈妈去照顾。加上人口减少导致的生源减少，农山渔村的学校也在撤销合并，而城市的学校却不断增加。韩国这种现象与中国一样，早已多见不怪了。

　　日本也差不多是如此。日本福岛大学教授境野健儿说，日本学校的撤销合并在二战前就出现了，“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政治层面、行政层面、削减财政支出的原因导致学校消亡的事例，占了绝大多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出台了“适当的学校规模”的改革，都是在有意图地推行学校撤并策略。1992年到2005年间，日本被撤并的町(相当于中国的乡镇)、村小学大约占到了学校总数的10%以上。

　　美国乡村学校的撤并更早些。19世纪中期，跟中国至今也大量存在的“一师一校”一样，美国乡村也出现过不少“一教师、一教室”的学校。加上当时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农村生源急剧减少。于是，从100多年前，美国就开始了学校布局调整。比如马萨诸塞州在1869年决定合并学区，1880年决定取消“一教师、一教室”的学校，在适中地点建立中心校，学生到校及回家由公款配备的校车接送——除了校车是近些年在中国各地才开始试行实施之外，美国其他的做法中国也在做。

　　但是，这一不约而同的政策在各国实施时，都引起了广泛争议。崔荣杓认为，在当今韩国，由于对较高质量教育的向往，农村生源涌入城市，这加重了农村社会的萧条，把本已存在的城市与农村教育之间的差距继续加大。而农村人口的锐减、活力的缺乏、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降低，将使韩国农村社会濒临崩溃。一些带着深刻反思的主张，比如“学校撤销将导致区域社会的荒废”、“农村小规模小学有其教育优点”，被广泛提出。

　　而境野健儿认为，对于一个区域来说，一所学校的价值，多数情况下，要等到惋惜地看着学校失去时，才能明白。

　　当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出现许多问题后，一些国家认识到这项政策的不足和小规模学校的自身特点。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日本众多团体和地区反对政府的布局调整政策，日本最终实行了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案。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从以往实施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转向到保留小学校政策，最终取消了撤销合并政策。英国在1998年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撤销合并的法定机构，2002年发布农村白皮书，制定农村服务设施管理标准，防止对农村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废弃。

　　回归原点的追问

　　学术研讨会先请几位外国专家发言。不时出现的失误、借鉴等词汇，激发了本就纠结在中国学者内心的困惑和思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员发言时第一句话就透露了个消息：教育部最近正在对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政策，做全面的评估，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主持这项评估工作、掌握着大量一手数据的韩民因此感慨良多。布局调整政策在某些方面无疑取得了积极效果，比如农村学校的规模效应得到提高，撤点并校后集中配置教育资源，农村教育的城镇化、正规化程度提高。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是农村学校原本所具有的独特的草根性、乡土性，也逐渐在丧失”。韩民直言，布局调整还存在很多问题：

　　——学校相对集中，服务半径变大，与义务教育法“就近入学”的规定相抵触；

　　——学生从家庭到学校的距离远了，在上下学路程中的安全问题突出；

　　——大量推行寄宿制，但有些学校食宿条件不好，很简陋；

　　——虽然有两免一补，包括有些地方要搞营养餐，从结果上看，对学生确实有好处，但客观上增加了学生家庭的负担，家庭教育成本加重。韩民听到过有些地方的老乡抱怨说，“我们‘被营养餐’了”。国家对一些困难学生有补贴，但还不能惠及所有人，撤点并校因此对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很大。

　　——城市大班额就更是普遍问题，而小规模学校的边缘化、被忽视现象，不在少数。

　　韩民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普遍认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蓝建说，布局调整并非一味追求规模效应的“一刀切”式地撤校合并集中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认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带来的矛盾，是政府降低教育成本与农民需要方便上学的矛盾，明显带有城市化、工业化的倾向。

　　问题是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到底可不可取？也就是说，当前弥漫在农村教育中的“离农”倾向是有益还是有害？

　　韩民认为，到目前为止，农村教育的发展主题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即“为农”，但怎样城镇化，农村也不会消失，所以农村教育也不应完全照搬城市教育的模式，更不能学习城市教育的弊端。但在如今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中，人们往往认为城市教育就是进步、农村教育等于落后。“究竟是不是这样？”韩民认为这需要深刻反思。

　　1991年，在山东召开的一次农村教育研讨会上，农村教育被定义为“由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但现实中，人们都将这一立体结构窄化为对农民子女进行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