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各国学者纷纷为农村教育把脉支招的时候，韩民却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原点问题：“什么是农村教育？是不是在农村进行的基础教育就是农村教育？与所谓的城市教育相比，农村教育有没有它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它能不能促进城市教育？”

　　韩民说，这是他给参加研讨会的各国专家学者留的思考题，也是给自己的思考题。“我也没有结论。”

　　对“一刀切”的反思

　　尽管关于“农村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依然存在争议，但对布局调整政策的反思俨然成为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上，中国学者忧心忡忡的热议话题。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安晓敏根据1998年至2007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发现，10年间，农村平均每年减少学校31740所，也就是说，每天消失87所。她危言耸听地说，如果按这种撤并速度推算，作为农村社会构成一部分的农村学校，将在11年后完全消失。

　　在合并后的新学校里，孩子们确实得到了更全面的教育，也可以像城市学生一样学英语和计算机。但另一方面，布局调整引发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公布了一组数据：受教育部委托，华中师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课题组，从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对湖北、河南、广西、云南、陕西、内蒙古6个省(自治区)38个县市177个乡镇的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进行研究。调查发现了布局调整后的几个“加重”：教师额外负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生活压力加重。

　　在7200份问卷中，29.6%的家长和27%的学生认为如今上学并不方便。就学平均距离从原来的家门口变成4.8公里，最远的居然达到100公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认为，布局调整政策明显带有城市化、工业化、集中办学的规模化倾向。本来，布局调整是为农村孩子提供教育服务的新设计，以方便农民子女就学为宗旨。但现实是距离远了、农民家庭上学成本增加了。

　　多位专家还表达了因布局调整不得不寄宿对儿童心理成长的担忧。“孩子们被‘捆绑’在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远离他们的父母家人，几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就像‘孤儿’一样。”香港的NGO组织、活知识立群社创始人许国辉说。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员鲜明地表示：就个人来讲，他并不太赞成寄宿制。因为教育应该是学校、家庭、社区共同作用的结果。河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国家督学韩清林也认为小学生应该就近入学，过早离开家庭，弊端重重。但范先佐却认为，考虑到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况，对于5000万留守儿童来说，寄宿制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一个被社会误读的现状。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教授提请各界注意：在农村，“义务教育质量高”，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少数学生考出的好成绩，而不是面向全体学生，让所有孩子都能进步，加之城乡教育不均衡，使得农村生源涌入城市，加重城市教育的弊端。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秦玉友则提出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应把握4个底线：是否引发辍学、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文化健康。如果触及到这些底线就会带来诸多隐患和潜在威胁。

　　尴尬的是，连续两天的研讨会上，几乎所有专家都肯定就近入学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却只能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来自各国26位学者的建言、反思，引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马云鹏教授的疾呼：“要赶紧给教育部提出具体的政策(修改)建议。”

　　文化视角的再审视

　　农村教育的出路究竟在哪儿？这是个看似一筹莫展的困局。事实上，各国专家从泛文化的角度上关注学校之于村庄、村庄之于学校的意义。

　　境野健儿认为，撤销学校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学校与所在区域社会间的关系，从而造成学生知识来源相对单一。而如果学校和区域社会处于近距离的位置，孩子们便可将学校的活动扩展到区域内。这对于人格成长中的学生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学习机会。

　　“社区(农村)居民(农民)可以教孩子种植蔬菜、水稻。”境野健儿说。但是，一味地撤并，孩子离农村社会越来越远，知识空间也将逐渐狭窄。

　　知识，并非全部从书本上获得。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看来，在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的乡村学校里，有些知识是通过情景陶冶的途径传播，课堂教学无法替代，而地方知识的多样性，有利于提升人类社会的创造性。

　　而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崔东植从另一方面论及学校对于社区、村庄的意义。他说，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孕育场，还具有地区文化中心的功能。如果政府一律实施缩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就将加剧农民考虑到子女受教育问题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空壳化的农村最终会导致荒漠化。

　　这一情况已经在别的国家引起关注。境野健儿说，日本现在提出重建农村社会的课题。而许多国内专家也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将来感到忧虑。比如寄宿制后，许多孩子不得不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安晓敏认为，这样的话，乡间的自然野趣、民间的故事传说、丰富的节日活动和热闹的气氛以及村民之间的熟识与亲切感都将成为历史的记忆，乡村社会文化也会支离破碎。

　　没了学校的村庄显得孤独寂寞，村民的心也随之空荡荡的，原本贫乏单调的农村越发没了生气。

　　看来，村庄期待学校的回归。

　　从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学校布局调整来看，不少国家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以往的政策，转向为小规模学校创造生存环境，称为“特色化办学”。

　　近几年，美国通过《农渔村小规模学校支援计划》，将注意力放在提高学生学业兴趣方面。日本颁布了“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改善小规模学校的环境以及教师的福利待遇。正在推进布局调整的韩国，加强了课改，以学生兴趣为主要依据。

　　崔东植说，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一直以来被认为农村学校缺点的“小规模”和偏僻地理因素，现今则是成为独特的优点。城里的孩子五谷不分，而农村的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适合利用环境资源，开发特色教育项目，使农村学校成为区域社会里的终身教育场所

　　特色化办学在中国也已经开始了零零散散的尝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裴娣娜深入乡村学校拍摄的几张照片让与会者感到惊讶，那是浙江一所农村小学孩子在独特的乡土教育特色课上动手制作的泥土工艺品。

　　尽管说像这样的特色小规模办学思路，在中国乡村的推行如今依然有难度，但好在已经开始起步、尝试。

　　一场学术研讨会总有结束的时候，可它引发的思考，或将助力中国乡村教育政策的抉择。

　　[精彩观点]

　　日本福岛大学教授境野健儿——

　　在某个区域社会内存在一所学校的价值，多数情况下，要等到惋惜地看着学校失去时，才能明白。在推进学校撤销合并的计划中，没有重视学校和区域社会关系的视角。将培养孩子和社区居民的人格形成的空间狭小化，这样做可以吗？中国小学和日本小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目前)不太重视区域社会对小学生人格成长无法取代的作用。

　　韩国东新大学教授、韩国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崔荣杓——

　　(与中国一样，)韩国存在着过度的教育热现象。在当今韩国农村，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一到小学五年级，就举家搬迁到城市，事实上，这将加重农村的萧条，更加拉大城市与农村教育的差距。(看上去如此简单的)一所学校的撤销，将导致区域社会的荒废。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员——

　　我并不赞成寄宿制学校，我反对比较单纯地学校集中化模式。一个好的教育一定是学校、家庭、社区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把一些小学校撤掉，把孩子们集中起来，远离家庭，对他的身心成长影响会很大，可能伴随一生。对这个问题，我们关注得还不够。我的一些观点，在教育部属于“少数派”。我希望有办法能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过于强调统一的规模效应，缺乏民主参与过程，是导致农村教育滞后的政策误区。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不是国家领导人设计，也不是某些专家设计，而是邀请与之有着切身利益的农民代表参加的复杂因素设计。发挥农村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区发展功能，彰显农村教育的存在价值，摆脱农村教育常常成为“公平和效率”关系口舌之争牺牲品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