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2月20日刊登的报道《“80后”大学教师挣扎在辞职边缘》,反映了年轻教师在高校的处境,对此,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青年教师在发牢骚,是“80后”心态浮躁和不够努力的表现,不必大惊小怪。但据我了解的信息,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问题,那些抱怨的声音联结着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存困境,而他们的状态直接关系到大学的未来。
大学里年轻教师的这种生存困境,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大学里“强者通吃”现象之严重。
寒窗苦读20余年才谋得一席教职的助教和讲师们,在理想的环境中应成为校园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而他们却把自己划定为大学的最弱势群体。
这个群体中的人作出过各种选择,或逆来顺受,或怨天尤人,或抱定媳妇熬成婆的决心,或趋炎附势,或得过且过,或干脆逃离。他们一边接受外人对这个看来很体面的职业的赞美,一边为衣食住行结婚生子发愁。
2500元,这个数字是中部某985大学对我的一位朋友每月辛勤教学的回报。他硕士毕业后在此工作已近7年,身为讲师,课题收入寥寥。他的感受是:现在大学青年教师连生存都成问题,谈发展和尊严叫奢侈。
如果没有较为体面的生活为基础,对大多数人来说,尊严犹如空中楼阁。
“安贫乐道”,常被总结为某些学者功成名就的原因之一,但年轻教师们很快发现,那些鼓励他们安贫乐道的权威和领导才是名利双收的获益者,而他们却感觉自己身处食物链的下端。
其实,在一个按规则出牌、公平公正的环境里,清贫没那么可怕,因为任何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设想。只要上升的通道正常、畅通,主要取决于学识和潜能,凭借公开竞争而非幕后的关系和交易的话,青年教师就能看到未来,就能鼓起甘坐冷板凳的勇气。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带给大家的希望,很多人都不会忘记。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而看看我们的大学,有多少行为背离了这个宗旨?
“学霸”是高校里的一个流行词,它指的是那些资源的分配者和话语权的垄断者,这种人常身兼数职,似乎有三头六臂:院长(校长)、学科带头人、评审委员会主任等。还有一种人,本职工作是行政事务,只偶尔上些不太重要的课,因有一官半职,比那些以教学和研究为己任的教师更容易获得教授、副教授的头衔。
“小圈子”是高校内人人心知肚明的现实,圈内人占尽资源,圈外人望之兴叹。许多人心安理得地拼凑论文和专著,要费尽心思博得圈内人的垂爱,以此作为升职、谋利的筹码。
一位深陷“抄袭门”的大学校长,你说不清他的那些“成果”有多少属于学术能力,有多少只能归功于行政职务: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编、副主编和参编专著10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9项,并取得多项教学科研成果。但能被确定的事实是:他担任校领导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整段整段地抄袭。
在一篇提交给某全国性会议的论文中,某大学校长兼院士候选人的名字署在他的博士生的名字前,此文被媒体披露涉嫌抄袭后,身为第一作者的校长却成了“不知情者”,但也暴露了高校的潜规则:领导可以少干活儿、不干活儿,但主要功劳要属于他。
这些形形色色的行为,最终都可以归于“名利”二字。温总理批评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高校沦为名利场,并在很大程度上扼杀着学术创造的活力,正是高校行政化、学术市场化和资源集中化结合的产物。它导致的一大恶果是使得利益导向由学术为重转向“老实人吃亏,善钻营者得利”。
利益导向是真的指挥棒,如果踏实做学问反而费力不讨好,反而没有出头之日,那投机取巧者就会越来越多,学术泡沫和垃圾就会占领主场——年轻人一进入高校,现实就教导他们:用诚实的学问获取诚实的报酬不是明智的行为,人际资源才是生产力。这样下去,恐怕连建立一个健康的学术梯队都成问题,因为站在梯队上的人无心向学一心谋利,而投机取巧从来都是治学的天敌。
医治大学病态,任重道远。但我们还是期盼这种学术环境出现:它有利于老实、正派、不巴结领导、有真才实学的人脱颖而出。这不仅关系着高校青年教师的幸福和尊严,更关系着中国高校的走向,毕竟十几年后,这些青年教师将成为大学校园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