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召开了“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专题研讨会，与会人员包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医改专家顾昕，中国社会科学院医改专家余晖，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董事长王伯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李楯，中央教科所所长袁振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杨银付，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马建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中央教科所研究员高峡、储朝晖，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袁绪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河北省石家庄第六中学退休教师曹正平，以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专家学者等等。

　　3月12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两会教育沙龙”，与会人员包括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周洪宇，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中国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院长陈勉，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蔡克勤，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作宇、袁连生、袁桂林，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教育学者王丽，奕阳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张守礼等等。

　　两次会议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修改，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目前的《规划纲要》文本总体而言是比较好的，有不少新的提法和改革的亮点，比预期的更好，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提出一些意见和修改建议，现将主要意见整理归纳如下。

　　一、对《规划纲要》修改的总体意见

　　1、要突出重点，使《规划纲要》更硬一些、更实一些。《规划纲要》的体例、表述应更清晰。如指导思想和目标，《规划纲要》的某些表述，让人觉得还是十年前的东西。十年之后教育究竟要发展到哪里？管理体制怎么改？应当更明确，更有操作性。

　　2、教育改革的前提首先是反思，对改革开放30年教育的反思，现在的《规划纲要》中几乎没有。对近年来的许多“改革”也需要反思，如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停办中等师范学校，包括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实行寄宿制等等。

　　3、一个国家的战略性规划，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目标模式要特别清晰；第二是时间表，分阶段实施的计划，体现出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第三是具体实施的路线图。目前的《规划纲要》还没有很好解决，目标不够清晰，时间表过于粗略，路线图基本没有，看不出新的系统怎么产生，旧的系统如何链接过去。如果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不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企图用过渡性的政策解决长远问题，就难以真正实现改革的目标。

　　4、应突出“体制改革优先”。《规划纲要》现在的文本，共22章70条，后三部分(发展任务、体制改革、保障措施)基本平分秋色，因而文本太长，重心不突出。要突出改革性、创新性的内容，突出体制改革，减少工作性、常规性的内容。

　　5、教育优先发展这条主线不是很清楚。没有参照系，除了4%以外，和谁比看不出来，是和经济发展比、与其他公共事业比？教育优先发展究竟如何体现，在后面的具体阐述中很少关心，缺乏连贯性。

　　6、文本太长，有些地方读不懂，理解不透。应在现有基础上再压缩一下，真正让老百姓看得懂。一些论述意义的内容，没有必要各个段落都要论述，许多与《教育法》、《教师法》重复的提法，不必再详加论述。如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等，用一句话就够了，而不是一段话。

　　7、《规划纲要》有些具体措施，不一定写得过细。将来大家认识提高了，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是有问题的。

　　8、《规划纲要》应该附一个“名词解释”。什么叫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之类，给大家一个解释，否则各自理解，不易达成共识。

　　二、对《规划纲要》具体条款修改的建议

　　1、教育工作方针。“优先发展、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均衡发展、促进公平” 20字方针，能不能够增加“求真务实”。现在回顾这些年的教育发展，很多创新未必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2、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应体现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和自由为目的，而不仅仅作为人力资源或者作为工具来培养。由此才能产生思想独立，自主办学，民族的、开放的、多元的教育。

　　3、文本中教育方针的表达，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提法十分陈旧，拘泥于1995年的提法，已不符合当前中国实现全民教育的现实，以及面向未来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化的需要。应当与时俱进地更新这一培养目标，旗帜鲜明地提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合格公民”。

　　4、要把鼓励个性发展，重视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尊重个人选择，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鉴于当前出现的“弱男生”现象，应当重视“因性施教”。

　　5、提倡生活教育，更新我们的教育哲学。应试教育的哲学基础是19世纪形成的知识本位、学科中心。儿童中心、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必然是生活本位的，即“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开展教学，促进教育和生活的紧密联系，促进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一体化。

　　6、《规划纲要》在教育内容的变革上提得太少。要强调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公民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审美和艺术教育、多元文化和国际理解教育、地方和乡土知识教育、大众媒介教育，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交往能力、合作精神、生活能力、社会服务的精神等等。

　　7、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目前的教育立法缺乏整体考虑，特别重要的《学校法》、《考试法》等迟迟出不来。由部委主导的立法，往往沉淀了不少部委的利益，导致很多人会把教育类的法当做教育部门的法，降低了教育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

　　8、学前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今后10到11年全面普及学前1年教育，眼光太短，应当普及学前两年教育，基本普及三年学前教育。在学前教育政策上，“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政府主导的内涵、职责究竟是什么不清楚。“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没有提怎么解决的问题，广大乡村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模式来建立幼儿园？现在基本上还是以镇中心为主，政府办骨干园、示范园，不可能解决农村幼儿园问题。政府的职责不到位，发改委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从没有学前教育的内容，从教育部查到省里的财政报表也没有出现过学前教育的数字。

　　9、基础教育。经济发达地区在未来十年里有很多地方可以实现12年义务教育，应该留予空间。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应该分层次、分门别类，区别校内外，学校、家长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不同责任，教育部都扛下来是没办法解决的。全国绝大部分的中小学都不敢组织春游活动，不敢组织野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压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涉及到一个学生保险体制的建设。《规划纲要》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所体现。

　　10、考试招生制度。中学应该有独立性，不受高考指挥棒的指挥，实行高考报名录取社会化，《规划纲要》没有写出来。依法办教育，应该依法招生和考试，政府应该关心考试的质量，建立考试的质量监督机制。现在招生过程中违法现象较多，有必要清理整顿。

　　11、管理体制改革。《规划纲要》提出以高考改革为突破口，可以整体性改善带动基础性改革，这很重要，但只有这一个突破口还不够。可以增加以大学去行政化改革为突破口，激活高等教育，带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再增加一个的话就是教育行政改革，以建立独立的督导制度，信息公开，建立问责制度为突破口，启动教育行政体制改革。

　　12、大学管理体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主张高校所有人都没有行政级别，其实质是教育回归本质，大学回归学术，真正树立起学者优先的核心理念，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学者，这样教育才能搞好。

　　建立新型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简政放权，只有简政、减官才能放权。建议改革教育部管理体制，将教育部管高校的司局合并精简为1-2个司，这是大学放权的一个前提，要有具体的筹划和设计。

　　大学去行政化必须走向法人化，通过建立校董会(或理事会)制度建立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制度，学校的党组成员可以进入校董会。高等学校可首先从院系一级实行基层民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院长、系主任，率先取消院长、系主任的行政级别，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的作用。

　　13、教师队伍建设。国外教师的定位有三种形式，即公务员、教育公务员和公务雇员。将教师作为教育公务员较为合理，即有专业性又有公务性，通过建立退出机制等，防止单一的行政化管理。

　　14、教育经费投入。《规划纲要》没有2015年、2020年的教育经费目标，没有这两个数，就不能叫中长期规划，而是短期规划。建议2020年教育经费“达到占GDP的4.5%到5%”。

　　不管从国家经济增长水平还是从国际相比，4%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指标，关键是政府真正履行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除了总量增长，资源配置的原则也应该有明确的体现，界定政府不做或暂时不能做的方面。政府投入应该主要在普及基础性的教育上，而不是最高端的精英性教育。此外，是改善整个社会的投入机制，向社会开放教育。这种体制上的开放性，比政府方方面面覆盖到教育资源要更加重要。

　　三、对改进《规划纲要》制定和修改工作的建议

　　1、《规划纲要》需要向医改学习

　　医改方案的制定，国家成立医改联席办公会议，从不同机构征集了8个改革方案，召开了佷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互相PK，最后形成一个备选方案，再让公众提意见。在广征利益集团的意见方面，比较充分。

　　医改方案制定，成立部级协调小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任组长；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社会司。建议《规划纲要》的改革领导小组，应当设立一个中立的部门，比如设在发改委体改司，加强统筹实施，避免教育主管部门的自身利益和局限性的影响。

　　医改方案把执行阶段分成试点和执行推广两方面，五大任务中公立医院改革是试点，其他几项都是执行，医改覆盖面达到90%以上。教改也是一样，有些可以试点，有些不需要试点，可以直接执行。

　　2、《规划纲要》需要具体化、可操作

　　《规划纲要》中许多目标、任务需要具体化，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案。例如教育问责制度特别需要具体化，从而能够进行评估和责任追究。要接受1993年《纲要》规定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17年还没有达到的教训，避免使《纲要》停留在文件上、口号上，“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几年后无人问津的结果。

　　医改除制定长期目标——2020年要实现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又确定近三年的五大任务。所以目标制定一定要明确，通过中短期的规划，把目标设定得非常清楚。十年的规划时间太长，建议与十二五规划衔接，制定中短期的、近五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

　　3、《规划纲要》制定需要进行专题讨论

　　《规划纲要》向社会征集意见应增加透明度，给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充分的讨论，不应只公开一个月的时间。要分成一个个具体问题针锋相对，争论辩驳。如2020年教育投入达到4%还是5%的问题，是涉及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应当进行专题讨论，不同意见要公开表达出来，通过公开讨论寻求共识。不能有不同意见就不写不提，这既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不负责任的。

　　4、《规划纲要》应经过立法程序

　　教育《规划纲要》应该像十一五、十二五计划一样，予以高度重视，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这样才有法律保障，否则作为政府的政策性文件，执行难有保障，也难以严格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