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本报独家刊发李雷(化名)的大学账单，一时成为各方舆论焦点。4月5日，本报记者赴珠海市，实地踏访当地高校“富二代”在校生活(见本报今日12版报道)。

　　其实这些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普通的大学生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因为物质基础雄厚把这些爱好放大了几十上百倍，这才让我们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当然，被放大的爱好也包括了某些恶习，比如赌博，这是违法行为，不在我们所认可的自由之中。

　　我能够想见报道见报后读者一定会有批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据某大学大三某班班长介绍，学校曾组织对云南旱灾区进行捐款，36名学生共捐款1010元，平均每人捐28.05元。让人遗憾的不是捐款的数额，而是他们对捐款的态度，他们对捐款的言论让我们看到的是明显的敷衍态度，而没有我们希望看到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行为还是以群体面目出现。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富二代”和奢侈、冷漠、自私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上述的行为就只能是在仇富的天平上继续添砖加瓦。

　　这几年，“仇富”这个词汇一再被我们提及，茅于轼、厉以宁等经济学家都大声疾呼不要滋生仇富情绪，他们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这个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裕阶层和普通阶层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当人们只看到效率优先，却看不到明显的兼顾公平时，仇富情绪的滋生就在所难免了。

　　而接下去，人们就会用舆论的不公平来发泄自己的仇富情绪，而当语言上升为行动的时候，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身份与暴力》中谈到：单一的身份认同本身是狭隘的、危险的幻象，还特别容易遭致粗暴的操纵。的确如此，比如在文革时，当你的身份只是单一的“黑五类”时，你就成了无差别的斗争对象。而当“富人”成了富人单一的身份时，成见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填埋贫富之间的这道鸿沟？一方面当然是国家要通过法律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缩小贫富之间不合理的差距，而另一方面就需要富人主动向社会展示其“富人”之外的其他身份。也许是企业家，也许是教育家，而更容易胜任的就是慈善家，这些身份代表着奉献爱心、承担社会责任，只有当这些身份走上前台，令人头疼的富人身份才可能隐退。

　　其实相比于法治的建设，道德的建设更不容易，而对于那些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富二代”这个身份的孩子们来说，其实比他们的父辈更有机会摆脱这个身份，因为还有教育。最近有不少城市为“富二代”们开办了培训班，那么我希望这些班级在教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同时，也别忘了教授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就像薛涌的作品《一岁就上常青藤》开篇的那句话：“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现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都变得无关紧要。而有关紧要的，是你如何养育孩子。”

　　本报评论员 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