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莱文，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起任耶鲁大学校长。1968年获斯坦福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赴英国牛津大学主修政治与哲学，再获文学学士学位。1974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耶鲁的执教生涯。在出任耶鲁大学校长之前，曾任该校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近期，莱文校长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成员。莱文校长拥有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及早稻田大学荣誉学位，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0年5月2日上午，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作题为“通识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角色”的主题演讲。演讲由教育部副部长陈希主持。

　　莱文校长首先对中国在过去12年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了高度赞赏。他指出，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时，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宏伟计划(985工程)，这个计划目前正在变为现实。到2006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5%，这是十年前的三倍。在江泽民演讲后的十年，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增长了10倍，中国的招生的数量也增长了5倍，从97年100万到07年已经达到550万，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莱文校长认为，中国高校在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包括教职员工的任命和提拔的程序更为开放，更多地引进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扩建实验室设备和产业加强合作。高校校长也在思考如何对于课程和教学法进行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次，莱文校长指出，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发展中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的适应性，通识教育模式也是如此。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在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种在异域文化当中所发展起来的全新教育理念，因此，不加变动而全部照搬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是很难成功的。因此，在中国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那么就必须具有中国的特色，将这种教育模式移植而来必须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必须是一个渐进、创新和适应的过程，而非一个生搬硬套的过程。

　　对于为何要进行通识教育，莱文校长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证明了创新和批判性思考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25年前，美国多数的评论家都推崇日本的管理实践模式，人们忧虑日本当时的巨大贸易顺差，预言日本很快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二战后的40年间，日本的生产率和GDP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有15年停滞不前，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经济才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过去，人们认为是过分发行企业债、僵硬的金融体制、以及日本政府非常不明智的货币紧缩政策所致。但是莱文校长认为，日本经济放缓深层次原因在于创新和创造能力低下，并暗示这是日本教育模式所致。

　　他指出，在五十、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增长动力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一样的，是依赖高储蓄率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加工业能够迅速增长，六十年代日本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业的效率和质量上。但是竞争优势在九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后不复存在，在软件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创新，美国获得了决定性的生产力优势，日本的创新速度跟不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停滞了15年。莱文指出，如果日本拥有像微软、谷歌这样的公司，那么在九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落后美国这么多。

　　莱文校长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日本在创新方面的缺陷，同时也开始采取举措为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做准备，中国不会再依赖低价的劳动力在全球取得成功。胡锦涛主席意识到，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创新，因此将创新和创造力作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内容。莱文认为，这是中国可以从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中学习的经验。

　　第三，莱文校长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要取得成功，需要付出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前提，中国要取得成功需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而不仅仅是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基础科学是所有应用技术的源泉。 第二个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财政支持，政府和市场能够支持高风险的原创性企业。我们知道这些企业有强大的创新方面的优势，同时能够带来很多的就业的机会，我们知道这些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产生的创造力和新鲜的思想比例是非常高的。

　　他认为，中国在前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在基础研究和方面，中国重点大学研究设施条件很好，引进了一些国外科学家，同行评估也是颁发研究基金的重要指标，许多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也建在大学周围。在财政支持方面，中国已经采取日本不愿意采取的措施，开放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利用创投资金进行私募融资。

　　他强调指出，中国目前创新经济的关键缺陷是第三点，即中国的教育体系要鼓励学生能够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思维，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来创建一种课程以及教学法能够来鼓励学生的创造力以及独立的思维，这是创新经济的基础和源泉。如何来发展这样一种基于创新的经济呢？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公民，需要人们具有广阔的视野，需要生机勃勃的企业家能够进行独立和原创的思考。

　　莱文校长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他指出，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一个专业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和一流的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不同，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很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一般不会挑战教授和同伴的观点，所以学习总的来说是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人的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莱文校长认为，这样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去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了。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担心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超过了西方，但亚洲人包括中国的领导者所担心的是，学生缺乏的是独立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中国担心，毕业生的思维狭隘，而传统模式使得他们缺乏创造力。教育工作者受到美国通识教育模式的影响，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前两年会选择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再进行学习。为什么这样做呢？对于多个学科的接触，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应付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学习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能够使毕业生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我们要去解决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知识。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通识教育模式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已经开始新的通识教育的尝试。

　　莱文校长回顾了1828年耶鲁大学报告(the Yale Report of 1828)，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文献。耶鲁报告提出了头脑的修炼和充实(the disciplineand furniture of the mind)。耶鲁报告认为，学生获得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像脑袋里面装进了一件物品，但这种填充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而学生希望在商界、医疗、法律、政府以及学术界取得成功，他们需要的是头脑的修炼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让他们不断适应一个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培养这样一种思维的习惯，需要学习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需要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能够主动进行立论、辩论或者对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修正。

　　他认为，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制度是这样的教学法非常好的例子。在导师制模式下，学生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和独立思考。而美国的模式是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小班授课，一小群学生他们需要去立论，去辩论，去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考试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学生去解决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去表达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