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相对于教学内容而言，教学风格的改变更困难。首先，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其次，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教职员工应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认识到了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必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仍然充满了困难和挑战。莱文认为，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掌握新的教学模式。那些在国外学习过而回到中国的大学教师，更倾向于采取互动的方法来进行授课。此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西方学生到中国学习，或者是亚洲学生到国外去学习等等，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

　　他认为，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好处和风险共存。在高等教育推动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增长，因为这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另外，创新和评判性的思维也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争端和环境恶化等等，另外，莱文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好处之外，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这样一种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会让社会听到公众更多反对的声音，会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影响。

　　莱文校长最后指出，总体而言，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莱文期待和关注中国在未来若干年中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改革。

　　演讲之后，莱文校长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回答了与会代表的问题。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浙江大学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但认为进行通识教育有三方面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教师，包括政府、企业、外资企业等有人单位，他们希望接收比较专业毕业生来工作。这是通识教育的第一个障碍。第二，对于一部分本科生而言，他们要进入到研究生这样一个阶段，他们需要进行入学考试，考试内容非常专业化。 第三，在美国大部分的学位是在研究生这个层面授予的，而中国像法律、商业、教育、医学、工程、理工科是从本科生就开始授予学位的，学位制度对通识教育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通识教育在大学全面展开有困难，请您做出评论。

　　莱文校长：对于第一个障碍而言，对于就业市场当中雇主对于员工专业化要求，需要大学去培训雇主、企业和用人单位，改变他们的观念。从政府到企业，大学需要不断地去教育雇主，不断地去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从长远来讲，学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企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超过了简单的技能训练，而一流大学在通识教育和在评判性思维、独立性思维方面往往也是最好的。

　　第二个障碍，在考博士或者是考硕士过程当中还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或者是非常专业的考试。在美国，大学是两年的通识教育加上两年的专业教育，其实已经够了。在美国，研究生考试过程当中，美国学生需要和来自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留学生进行竞争，美国的学生不差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和美国学生相比，中国或者德国的学生学某一个领域四年的学习，从竞争力和水平来看，美国的学生不差于来自亚洲、德国或欧洲的学生。

　　至于第三个障碍，莱文认为，其实美国对本科教育也是在进行不断改革。哈佛大学的校长曾提到了本科教学的改革，强调在某些学院如医学院，已经取消了单纯的本科教育，确立了本科和硕士以及博士连读的体系。换句话说，哈佛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是完全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需要大的改革或者一个大规模的转变的一个过程的。但是，美国一般还是强调至少要有两年的通识教育，比如说读医学的先要接受两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在20岁时候，而不是18岁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你的专业的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目前中国社会上有一些提法，如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我想听听您对于此观点的看法。据我了解，一些美国学者对于这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美国的工程教育当中，有一种讲法是要回归工程，这个可能有点过了。怎么样培养出有一定的能力人才，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莱文校长：美国教育的体系有不同的教育高等教育机构，有很多的层次。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训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是数量比较少的，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的大学是职业培训的机构，是专门为以后具体的一个就业的方向来培训学生的。所以在美国，高等教育当中有一半的学生是进入两年制的、类似于专科层次的社区大学来学习的，换句话说，美国一半的高等教育学生是在两年制的专门的职业培训的学校，这些学校纯粹该是为了就业，为了找到一个工作而进行技能培训。但是我们应该眼光放得更加广泛一点，因为高等教育范围非常广泛，而最高端的大学，既美国最优秀的大学或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我们倡导一种通识教育的模式。这正如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在“五年计划”提出，并且给在座的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不单是培养能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更需要培养一批未来具有创造性、创新能力得人，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不需要仅仅是以就业或以制造业为导向、一个适应市场以找到一份工作为重点的教育目标，我觉得是太狭隘了。

　　在二战之后，美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而中国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这段：以低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制造业模式。这样的阶段必然要跨越，走向更高端的模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要解决这样一个长远的目标，培养下一代的CEO，培养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培养下一代的部长副部长和高级的政府官员，我们相信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适应中国未来的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刚才您提到实施通识教育是比较困难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改变教授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所以我想听一听您怎么样在耶鲁大学改变教授的风格和教学风格。

　　莱文校长：这项工作不是很艰巨，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长的传统，教授已经非常适应这样的一种教学的风格或者方法，这本身就是西方大学或者西方教授的教学的风格。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中国很困难？长期以来，中国的教学风格或者整个亚洲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教学风格是被动式的教学方式。刚才，刘延东女士跟提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心和心之间的交流，而面对面的交流是不能被现代的虚拟技术所替代的，这也是我们倡导这种互动式教育风格的起点或者是出发点。在国外留学回到中国的教授，可能更加适应这样的一种教学的风格，而他们将带动中国大学新一代的教学风格的产生，会潜移默化会影响整个大学的风格。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可能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这个是急不来的，需要有一部分教师或者教授先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然后慢慢去影响其他年轻的教师。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您刚才讲了中国的大学不应该照搬照抄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我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地来讲一讲为什么不能照抄或者没有办法照抄。

　　莱文校长：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文化的背景也不一样，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人们可以去借鉴其他文化一些好的做法，但是如果是直接照搬的话，不单在这个领域，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一样，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体系或者经验，总要进行调整，因为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不同的系统和不同的体系总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如国情、文化因素，还要考虑其他的障碍因素，简单的模仿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比如中国有一个“尊老”的传统，因而学生不太敢去挑战教授，而美国文化中，小孩从小就跟大人顶嘴的，从小美国的小孩就跟大人平起平坐，他们可能会站起来挑战教授的权威，这与文化传统相关。儒家传统是教育小孩儿尊重大人，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同的文化对于一个制度的实施会有推动或阻碍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同的文化会有一些天然的或自然的差异，这要求我们不能够直接照搬照抄美国的系统，但美国的系统当中一些好的地方，如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和教授的互动，还有学生和教授之间这样一种更为平等地位，我觉得还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日本京都大学的校长松本紘对莱文校长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日本经济和文化有自身的特点，日本本身并不缺乏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日本开发出来各种技术，二战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他认为，日本的经济是富有活力的，在未来也会具有创新和创造精神，他也坚信这一点。

　　莱文校长同意松本校长关于日本的观点。但认为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当中，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在日本和美国以及欧洲不同的一点就是在研究经费的分配方面是由上而下的，日本把研究经费拨到教授的手上，然后教授自主决定。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引入了同行评估科研经费分拨的方法，这样的办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全世界的科学发展中，日本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和具有很高研究水平，日本在研究方面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领袖。我只想指出，很多的日本教授也同意这一点，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日本没有一个竞争性的机制来促进科学技术研发方面的创新；这一点和美国，和欧洲不一样。

　　论坛消息：

　　南京大学与剑桥大学签订两校合作框架协议

　　2010年5月2日上午，在钟山宾馆二层202会议室，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与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伊恩·莱斯里进行了会见，双方签订了两校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承诺将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开展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这项合作协议的签订是本届论坛取得的一项积极成果。通过举办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促进高校间、特别是中外高校间的校际合作是举办论坛的重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