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换帅，原常务副校长董奇接任钟秉林担任校长。董奇在就职演说中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将做到“四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课题；第二，不招新的研究生；第三，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第四，个人不申报院士(据7月10日《新京报》)。

　　从这种宣言的反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肯定属于少数派报告，否则的话，何必需要这样郑重其事，又怎会赢得一片掌声。然而尴尬之处就在于此，董校长的“四个不”实在不能说是高风亮节，只能说是在重申常识。而就这样的常识，因为不容易做到，所以变得如此突出了。

　　我们总说大学要去行政化，而大学行政化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学校长。在我国，大学校长的身份很复杂，他是教授，可以申请课题，可以带研究生；他是官员，有行政级别，离开学校很可能摇身一变就是一个封疆大吏；他还是企业家，校长就是大学的CEO，肩负着经营学校的工作。可以说他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这样的身份真的很容易让人迷失，即使是一心为学校，也很可能让学校偏离教育的本质。如果把经济上的成功当做教育的成功，如果把学术资源当做可以分配的蛋糕，那么大学教育也必将走向功利化、官僚化。就像前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所说的那样，“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所以我们需要去行政化，那么首先就是需要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把大学比作一个社会，那么校长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守望者，他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服务和保护，而不是干涉和参与。这就像市场经济，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的管理者只需要守护市场的秩序，让企业自由地发展。在大学里，市场里的企业就是教授和学生，而作为管理者的校长和下面的行政人员，不要干涉学术自由，不要争夺学术资源，分清权力的界限，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

　　董奇校长的“四个不”，其实就是一个校长职业化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这种风范和情怀让人激赏，任何制度的诞生，都需要有人主动做出表率，形成风气和职业道德，让高尚的人去引领风潮，然后让风潮去选择适合的人。大学校长，这个身份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们固然希望通过制度化的办法让大学校长职业化，但我们更希望是这个身份吸引来那些具有荣誉感的人们而不是为了获取利益的人们。克己复礼是儒家思想的自我要求，这自我要求并非来自制度，而是来自千百年来那些坚守的儒生们的荣誉感。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轶事，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去参观格林尼治天文台，她对台长的低工资表示惊讶，表示要给台长加薪。台长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如果薪水可观的话，那么以后的台长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了。我们同样也需要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本报评论员 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