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的职业应变能力和复合能力。

目前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高技能人才占技术人才比例不到1/4，职业院校急需转变、校企合作绝不能停留在企业层面、面对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是否需要将专科教育升格成本科教育……日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会2012年会暨中华职业教育名师名家大讲堂（以下简称“大讲堂”）在深举办，来自全国各省市的职业教育专家汇聚一堂，围绕着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激烈探讨。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所长、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王继平坦言，回顾过去十年，职业教育走过了一段艰辛的路程，但是也就是在这十年里，在绝对规模上，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下一步，职业教育应该走向何方？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职业教育，又该进行怎样的探索？

　　在王继平看来，过去十年，是解决“有学上”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解决之后，则要解决“上好学”的问题。针对之前有不少媒体报道部分职业教育学校招生难的问题，王继平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招生难，有一部分不仅不难，甚至挤破了头，“深圳的职业教育学校就不必担心招生的问题。”

　　“究其原因，还是资源扩大化之后，学生的选择多了。”王继平表示，如果继续停留在早期的模式，指望靠发文来推动招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关键是要靠质量来推动，一方面要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一方面要加强管理。”

　　对王继平的观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深表认同。他表示，虽然深圳的职业教育发展得很快，但同样也需要面对一些新的课题。在他看来，深圳职业教育下一步的发展，除了职业教育体系本身之外，在它的内涵、改革和社会企业的契合度上也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当前产业升级、社会转型的实际，更提出了新的挑战”。

　　据深职院院长刘洪一介绍，作为世界顶级用人单位的中兴通讯、华为，以前都是深职院就业的大市场，但现在这些企业一个深职院的学生都不要，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校培养的学生技能水平偏低，“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现在高技能人才占技术人才的比例还不到1/4，所以急需转变”。

　　“另外一个，就是新的阶段技术人才一定要有岗位变迁的能力。”刘洪一表示，之前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高职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中有40%的学生和他在学校所学习的内容是不相关的，“今年上半年，深职院发起成立了校友会，有20多个会长和副会长，都是在专业上学有所成。我逐个问他们什么专业，结果只有一个人和他原来的专业一致。”

　　在刘洪一看来，这些都是经济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所以学校要做的就是更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倡导复合教育理念，以适应经济方式转变，“所以我们推出了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改革。”

　　据刘洪一介绍，目前深职院已经推出了以三年制专科为基本学制，设主专业和拓展性专业叠加的复合式专业平台和学习要求，“要科学设置复合课程组合。当然，专业能力仍是核心，但我们也看重对职业变迁能力的培养，包括学生的社会普适能力和创业创新能力。要培养他的复合能力，这才叫做高素质。”

　　高职应建立相应评价体系

　　今年9月份，深职院与深大首次联合招收的234名应用本科生正式入读深职院。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这批试点本科的高职生已经临近期末。在日前召开的大讲堂上，高职生的专科与本科之争再次成为各路专家的热议焦点。高职教育到底需不需要升格为本科？专科是否是造成高职学生断头路的主因？如何打通高职教育的上升通道？

　　在王继平看来，职业教育的主体就在中职和大专两个阶段，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层次问题上纠缠，也不需要将高职教育升格为本科教育，“我不觉得现在高职教育会形成断头路，有很多办法可以接着上本科。所以一定要防止盲目升格，不能打着职业教育的名义，行升格之实。”

　　王继平表示，如果只看重学历，就显得过于简单化，“如果只要学历，就变成了伪学历。”在他看来，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在于对高职的评价体系也有问题，“英联邦国家都建立了资格证书框架，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职业教育的证书。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顶层的制度上去完善。”

　　王继平建议，可以向英国学习，建立国家资格框架（NQF），或者建立像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QF）一样的评价体系，“不要简单地从学历证书上去评价，而是建立一个和学历证书等价的体系。”

　　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职教育知名研究专家姜大源则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都知道普通教育是技术教育，高职教育是技能教育。很多人就问，高职或者技能型人才培养还可以向上走吗？有些人就说，高职要升本，要向上走，必须从技能型人才走向技术型人才。这就逼迫我们去思考，技能是低于技术的吗？”

　　在姜大源看来，技术和技能并不是层次的关系。他以使用手机为例表示，技能很低的人就拿它打电话、接电话，但技术高的人，能把它的1000项功能创造性的使用，“从一个遮蔽的状态到去蔽的过程，由谁来完成？有多高的技术，一定有多高的技能。有人能设计宇宙飞船，就得有人会制造和使用宇宙飞船。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能也不断跟进，水涨船高。”

　　“所以，更多的高职应该既有专科，也可以有本科。”姜大源认为，如果不给所有的高职这个机会，那就说明教育不公平，“不过1300所高职都升本也不现实，应该有先后次序，设置门槛，逐步推进。我建议欠发达地方和像深圳这样改革的前沿要优先考虑。”

　　“校企合作不能仅停留在企业层面”

　　今年10月份，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联合编著的《201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发布。该报告显示，2011年，以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着力点，高等职业学校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截至去年底，校企共同开发课程比例达到8.1%，其中专业核心课程由校企共同开发的比例为12.5%，均比上年有所提高；来自行业企业的兼职教师人数达到5.8万人，比上年增长20%。

　　今年以来，深圳高职教育也在不断进行校企合作方面的探索。今年上半年，深职院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开办的“天虹实验班”开班。9月份，深职院管理学院与百丽国际有限公司华南区分公司的“校企订单班”在深开班，则开启深化校企合作、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面对层出不穷的校企合作，不少家长[微博]和学生担心，重视企业参与，是否会忽视学校教育，从而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在当日的大讲堂上，对于校企合作这一高职教育的典型模式，多名专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引用已故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话表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结论是必须跨界合作，必须校企合作。”

　　姜大源也认为，校企合作仍是今后高职教育的主流方向。但对于目前出现的一些校企合作的模式，他也深表担心。姜大源表示，现在有些校企合作打出的口号是“零距离对接”，企业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人，“但所谓零距离就要打个问号，什么叫零距离对接？如果企业倒闭，就是零距离失业吗？”在姜大源看来，高职教育一定是以企业的需求作为起点，但却不能仅仅停留在企业层面，还要关注学校，“一定要跳出企业、跳出技能。”

　　“企业以盈利为天职，学校以育人为天职，一个要盈利，一个要育人，一个强烈的针对性的需求，一个强烈的普世性的需求，如何实现双赢？”姜大源认为，关键要在企业和学校之间架设一座互通跨界的桥梁，“职业院校的文化是融入了企业文化的校园文化，而不仅仅是企业文化，也不仅仅是校园文化，它是跨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