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魅力 | 韩济生：不忘初心 从一而终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之际，《精神的魅力》第一辑出版。值此120周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了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2018》，展现百廿年来的“北大精神”，作为一份独特而深情的校庆献礼。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今天我们与您分享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教授韩济生院士的文章。

　　北京大学自1988年以来，每十年出版一本回忆录性质的文集，邀请部分校友写一点回顾性文章，留给年轻人作为参考。这是一个好主意。今年我被邀入列，感到很光荣，但也有惶惑之感。其原因是，我既非北大毕业生，也非出生于燕园的子弟，所以“北大味儿”不浓。但如果把北医算作是北大的亲骨肉（20 世纪中叶从北大剥离而独立，21 世纪初回归），那么我受北医—北大精神熏陶、为北医—北大系统服务已经55年（1962—2017），至少也够资格拿到北大“绿卡”了。这才敢于大胆答应写一点人生感悟。

　　我的一生缺乏古老名牌大学学生想象中应该具备的尊贵气息或诗情画意。我是在民族遭受苦难期间于颠沛流离中苦苦求学、发誓为民族报仇雪耻的一代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急忙投入国家建设，积极参与创建新生的医学院，苦苦追求学问的一代教师。在颠沛流离中，我渴望抓住每一个瞬间、机遇求得生存机会；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百废待兴时，我力求把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深入钻研，“从一而终”做出一点成绩。我想通过三个小故事，来反映这种时代特征。

　　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门稍稍打开一条缝，1979年6月，我第一次得到一个出国机会，只身去美国波士顿地区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坐的是国航飞机，每周飞一次，从北京到旧金山，转机去东海岸开会，计划好一周后回到旧金山，乘坐同一班飞机回北京。

　　一周后我按时回到了旧金山机场，但国航柜台的服务人员却说：“你的原定机票确实是这个航班。但是我们有补充规定，需要你到达美国以后再次确认（reconfirm）要乘坐这班飞机，才有位置。你当时没有确认，所以现在没有你的座位。”

　　这真是晴天霹雳！难道逼得我流落他乡一个礼拜，才能回国？幸好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华侨谢伯，可以接待我吃住一周，但是这一周时间看来是白白浪费了。

　　当我从愤怒、失望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后，换了一个角度思考：既然耽误旅程已成事实，是否能利用这一周时间，找个实验室请教一些科学问题？但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从何去“搜索”到附近的一个同行？我只好在自己脑子里搜索。好在我当时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读文献时最好要记住作者的全名和单位。

　　我大脑搜索的结果“显示”，美国加州有一个Stanford大学，那里的药理系有一位Avram Goldstein教授，是专门做阿片受体和阿片肽研究的，现在我身在加州，何不去找他学点东西？随即请人开车直接找到Goldstein的实验室。未经预约，作为不速之客贸然来访，确实显得突兀。

　　我只好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我是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的教员，从事针刺镇痛原理研究。我的科研假说是针刺可以产生镇痛作用，可能是由于它促进了脑子里产生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你是研究吗啡样肽类物质的，这方面有何见教？当时英国人已经从猪脑内发现了由5个氨基酸组成的‘脑啡肽（enkephalin）’，美国加州大学的Li 博士发现了31个氨基酸组成的‘（endorphin）’，都参与针刺镇痛。你发现的由1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类物质‘强啡肽（dynorphin）’，不知道是否也参与针刺镇痛？”

　　他听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兴趣，当时他对自己发现的“强啡肽”究竟有什么生理作用心存怀疑：把它注入大鼠脑内，大鼠打滚；把它注入脊髓，老鼠发生瘫痪。他很想知道，在生理状态下强啡肽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谈到如何促进自身脑内强啡肽的分泌，他更是一无所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发现我们之间科研思路的互补性极强。他当场决定给我几个毫克的强啡肽（价值上千美元），还给我强啡肽的抗体（无价）带回国，希望由此开展合作。

　　回国以后经过多番努力，我们发现高频（100Hz）电针主要是通过分泌强啡肽来发挥镇痛作用的。如果用强啡肽抗体消除了脊髓中强啡肽的作用，高频电针就失效，但不影响低频（2Hz）电针的镇痛作用，因为后者是通过脑啡肽发挥镇痛作用的。我们取得的结论是：不同频率的电针可以引起脑内释放不同的肽类物质。换言之，在穴位皮肤上施加不同频率的电刺激，竟然可以指挥脑子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这可是很大的创新啊！

　　通过二十多年交往，我和Goldstein成了好友。他比我大九岁，可以说是亦师亦友。那些年我每次访美路过旧金山，必须到他家住一晚，聊聊科学问题，如果不去，他就会生气。我需要什么试剂，他就给我准备好以便带回北京。我的学生谢国玺毕业后到他实验室做博士后，深受他的器重，他做学术报告引用谢国玺的实验结果时，都要在幻灯片中用中文写出“谢国玺”三个字加以介绍，显示我们两个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他退休以后把整个实验室的仪器、家具装进两个集装箱海运给我。因为他相信，给了我们实验室，就是帮助了中国的科学事业。

　　詹启敏院士到任北医后，深入许多实验室检查工作，在我办公室看见过这张Goldstein用过的桌子。他说等新大楼盖好，他来帮我把这张桌子搬进新大楼。我当时回答：不知我是否还等得上新大楼建成那一天？现在看来，按照詹主任发展北医的具体计划，希望还是很大的！

　　Goldstein于2012年去世，享年93岁。我和他的另外两位弟子（Brian Cox，Ray Dingledine） 共同著文纪念他， 登载于由Goldstein创建的Molecular Pharmacology杂志2013年4月特刊上。

　　现在回想起来，1979年由于国航要求旅客对原已订好的回程机票再次确认的特例导致我“流落他乡”的灾难，竟然导致一系列新的科研发现，使一个突发的灾难变成为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确实是值得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