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5月4日-5日，作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系列重要活动，“变与不变——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的“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成功举行。44个国家和地区的261所大学校长和学者齐聚北京大学，深入剖析现代大学精神内涵，探讨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以北京大学校庆及研讨会为契机，中国网《中国访谈》对韩国延世大学校长金用学进行了专访。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网《中国访谈》。近年来，中韩贸易发展迅速，大量韩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厂。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在走向世界。如此一来，双方便需要大量的人才引进。基于这样的形势，中韩高校会有怎样的合作？对此，我们采访到了延世大学校长金用学。 韩国延世大学校长金用学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郑亮） 中国网：金校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学生选择赴韩留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被韩国的流行文化所吸引，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金用学：是的，韩国的流行文化确实很吸引人，也非常有趣，尤其是舞蹈，很美。所以韩国流行文化对世界各国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但在未来，一旦人们因流行文化选择在韩国学习，他们的兴趣点进而扩展到各个领域，比如如何制作电影等等。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情况是一样的，虽然是因为喜欢流行文化而来韩国，但他们的兴趣会扩展到很多很多不同领域。 中国网：与此同时，也有大批的韩国学生来华留学，那么是什么吸引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金用学：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将成为最大的市场，同时中韩两国历史发展相似，在中国学习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韩国。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原因，中国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大，同时，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助于他们更好了解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这两点是主要原因。 中国网：基于两国间如此大的生源流动，延世大学和中国的院校将会如何展开更多合作呢？ 金用学：是的，延世大学已经有133年的历史，是由美国传教士兴建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延世大学是韩国最国际化的高校。所以近40至50年来，有大批的中国学生及西方学生来我校就读。我们与中国顶尖大学积极开展交换学生项目，我们精选了25个中国大学进行合作，共同开发联合学位计划，并保持纳入与派出的学生数量相当。 中国网：延世大学要与多少所中国大学建立联系呢？ 金用学：是未来吗？目前是与25家大学建立了联系，但是我们要扩大合作范围，我们要覆盖所有大学。以前是定义好学生是依靠学习的，但现在评介标准在变化，好的大学不能靠学习方式判断，要靠思维方式来界定。所以好学生可能在任何一所大学，那么多样化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网：今年校长论坛的主题是“变与不变”，那么您觉得的对于全球高校来说，什么是变化的，什么是不变的？ 金用学：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人类的定义，人生的目标，这些问题是不变的，但我们回答的方式会发生变化。比如对宇宙的探索，我们需要更高的技术才能探索的更远，方法一直在变，但宇宙中有一些是恒定的。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变。 中国网：那么在韩留学的中国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如何？ 金用学：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被韩国大公司录用，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大公司工作。这也就说明了在韩国，对于了解中国知识、熟练运用汉语的人才需求正在逐步扩大。 中国网：好的，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的。谢谢您，金校长。 （本期人员——责编：杭舟；记者/文字：唐靖初；摄像/后期：董超；摄影：郑亮；主编：郑海滨） 责任编辑：闫国杏[详情]
全球大学面临共性问题 ——来自世界知名大学校长的讨论 光明日报记者王庆环、刘博超（文字由光明日报记者王庆环、刘博超根据“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记录整理，图片由光明日报记者王庆环本报通讯员刘月玲、申夏闰摄） 编者按 近日，以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为契机，来自海内外44个国家和地区的261所知名大学校长及各国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举行了“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围绕“变与不变——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这一主题，世界知名大学校长的讨论让我们看到，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明多元化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全球大学正面临着许多共性问题。 林建华 五神真 斯蒂芬·杜思齐 金惠淑 罗伯特·季默 董奇 哈利·伊拉姆 郑圭相 多恩·弗瑞士沃特 吴朝晖 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 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新时代，新的技术、新的世界、新的未知，所有这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气势向我们涌来。我们将面临两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一是信息和智能科学引发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这一场新技术革命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存和生产方式。二是国际化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变化太快了，短短几十年，从基础薄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让世界惊叹，就连我们自己也为之惊叹。 在这样一个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时代，大学和大学教育也需要改变。大学不再只是学习知识、研究学术那么简单了。研究与教育、学习与创造、知识与素养、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等各种要素都将融合在一起，将使大学成为一个孕育着远见、创造、善良和责任的海洋。人们在其中浸润成长，去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大量涌现，已大大超出了传统思想理论体系的范畴，探索、创新和实践成了时代主题。“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只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才能激活思想，涵育出真正的学术；才能让学问更有思想的锋芒，让思想更有学问的根底。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和学科界限，既要学习和借鉴成熟的理论体系，更应当从中国自己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形成新的理论。 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一所真正的大学，莫不将自己置身于璀璨的世界大学星群之中，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没有国界的，大学是世界的。同时，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都要根植于深厚的国家和民族土壤，大学又是国家的、民族的。 五神真（东京大学校长）：我们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这些快速的变化也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革命带来了行业革命和产业革命，速度之快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预测未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大学来说，我们要从不同的尺度去研究人类社会，而且我们有责任去提供一种愿景，看看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人类社会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我们遭遇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很多挑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去寻找新的方法，这个就要求把我们多元的头脑汇集起来进行合作，大学在这方面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相互借鉴，所以说大学应该相互之间开展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借鉴彼此的先进经验，发挥领导的作用去引领创新型的社会。 斯蒂芬·杜思齐（剑桥大学校长）：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而且大学如果做得好也可以去影响社会，并且能够去引发新的价值。我觉得在这些价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开放，我对于开放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要开门办学吸引来自于全球的人才；开放还意味着我们要和社会不同组织不同机构去合作，剑桥大学就和我们本地的环境保护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我们还和超过4000家本地高新技术公司保持紧密联系，这也是我们想鼓励的开放性。同时开放意味着协作，要解决人类面对的这些大的挑战要求我们超越国界，超越学术的界限展开通力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学科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应对当今世界的根本性问题，也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无论他的排名有多高能够单凭一己之力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开放在我看来也意味着我们要去共同探索人类面临的一些大的挑战，要去了解分子层面的结构，也要去追溯宇宙的本源，正是本着对这种开放性问题的兴趣，霍金教授才如此引人注目。而且开放意味着我们要真实地展开讨论。大学是我们讨论根本性问题的地方，虽然有一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之回避。同时，学校的治理也应该保持开放性。 金惠淑（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长）：世界瞬息万变，我们面临的局势越来越复杂，大学的目标如果固定不变是不会生存下去的。现在很多人提全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个词可能很多人认为是相反的理念，但是在现代大学当中我们必须要同时处理这两个有的时候比较矛盾的观念。全球化是用于我们逐渐变小的世界，但同时我们是出生在某一类的国家某一个文化某一个地方的，必须要保留本土的文化和传统，所以我们必须要将两者作一个平衡。 我们需要灵活性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很难预测未来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不知道也不确定，我们也很难预测到人类和机器合作或者是后人类时代是什么，这些可能对大学的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作的体系，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能够使他们有所需的技能和能力来了解他们的环境和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培养他们对他者文化的敏感性，培养他们面对复杂世界的很强的适应性，我们的课程、教学方式和师生的关系也必须调整，才能够使学生培养他们的灵活性。 大学现在就像是在大海上漂泊的一条船，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全拆了，否则就会沉下去，我们必须要一块一块进行改造，必须要认清面前的危险和其中蕴含的机遇。 多元与平衡 罗伯特·季默（芝加哥大学校长）：因为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不同，所以各国的大学体系也不同。但是每一个体系都在贡献知识，提升我们的能力和技能，造福社会。比如中国、美国、欧洲都有自己的体系，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体系都在自己的土壤当中成长，它们都是非常复杂的体系，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劣势也有挑战。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是各个机构形式不同；第二是独立性很强；第三是彼此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抢师资抢生源，虽然竞争是很友好的，但终归是竞争。在多样性方面可能我们最享誉全球的是私立学校，比如说哈佛、耶鲁、芝大、斯坦福、西北大学，还有麻省理工这样的理工院校，此外还有公立的学校、社区学校，他们的宗旨和任务都不一样，独立性都非常强，他们自己的方向自己选择，同时彼此之间相互竞争。 美国大学体系非常复杂，它在教育和研究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我认为我们还要了解多样性、独立性和竞争性是美国的历史和美国文化所决定的。同时，这个体系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我认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不仅仅挑战我们的体系，对美国这个国家都是挑战，这就是受教育权。在美国，学生是不是充分享有教育的权利，经济实力是很重要的问题。随着教育成本的上升，这个体系没有能力来帮助那些付不起钱的学生和家庭。虽然芝大、耶鲁、哈佛等私立大学有支持系统能够出钱使录取的学生不会因为付不起钱不上大学，但是政府对公立大学的支持，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在下降，而美国75%的大学生上的都是公立大学，结果是这些学生要借钱，然后学生债务高速发展，还有一些非常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家里没有条件选择不再继续学习。私立大学学生不用担心学费，而公立大学的学生反而要担心自己家庭是不是出得起钱，这是很讽刺的，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董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目标，但是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就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体系。尽管大学体系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学者老师理解起来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想无外乎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内部的治理体系。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强调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规模的发展，建设新校区，争取各种的外部资源，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确实到了要加强现代大学体系建设，加强内部治理体系建设这样一个阶段。当前，中国正在从国家层面推动大学体系建设的很多工作，其中重要的工作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为了避免大学的同质化，都片面追求研究型综合性，现在中国的大学开始进行分类建设，分类支持，分类评价，比如说研究型的大学和强调应用性的大学定位是不一样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 第二个是中国大学在整个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布局是很不均衡的，一些上亿的人口大省没有重点大学，政府也在大力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在“双一流”建设中已经做了一些布局。 第三个是中国的大学有中央政府相关政府直接办的，也有省政府办的，还有地级市人民政府办的，质量水平是有差异的。想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的发展，就必须缩小差异，对此，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正在采取央属高校和省属高校联合共建的办法。 哈利·伊拉姆（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在思考教育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革命性。之前超过50%的民主党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属于精英的，不包括平民百姓，但是现在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观念已经转变了。以斯坦福的招生情况为例，我们现在的生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我们还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招低收入和加州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孩子，今年的新生中18%是来自于这些家庭。这个数字近年来逐年上涨，它改变了我们的招生政策和我们的宗旨。另外，美国人口结构在变化，很快美国的白人就不会超过一半了。这些越来越明显的多样性肯定要反映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当中，既反映在招生中也反映在教育中。现在斯坦福的新生来自不同背景的高中，有些是精英高中有些是贫困高中，有些学生就没有学过AP（大学先修课程），有的学生学过13门AP课程，学生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此外，斯坦福的留学生差不多是12%左右。因此，我们必须看看我们的生源是什么样的，生源的结构，生源的多样性，生源的不同背景，然后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开展教育。另外，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将我们所做的研究和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传承与创新 郑圭相（韩国成均馆大学校长）：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人类能够深刻的了解彼此并且进行互动，因此人有同理心，有创造力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以融合为特质的新时代，人类可以借助科学技术和不同的学科实现更大的和谐，核心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会越来越深度的介入人类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寻求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把这些新的技术纳入社会，并且发展一个越发多样化的文化，借助创造力和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同时把人类再一次推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社会系统和学术界在迅速的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在时空之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跨越，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要加强对于技术发展的认识，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学必须要深入理解知识的意义，必须要创造新的方式来联系现有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依赖简单的知识的获取，我们的大学必须要创新性创造出结合人文、技术和社会的文化资产。对于成均馆大学而言，因为我们文化传承的根基是儒家的传统，我们教授的是有关于仁义的概念，在1996年之后，我们通过和企业合作，把经典的人文学科和最为先进的技术进行了结合，通过这种独特的融合，我们结合了过去和现在，将过去的传统与今后的创新结合起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创造新的事物，而不仅仅是把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传播，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要牢记，即便是那些最为先进的技术也不能够替代人类的智慧，因为人的洞见和创造力是超越了任何一种人工智能的。儒家的传统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的理性思维，也对文化创造力和人类的本性提供了很深刻的见解，儒家的智慧需要让所有的人来分享，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多恩·弗瑞士沃特（西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大学最擅长的地方就是让过去的做法和未来的需要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样能够让文化和文化的传承来促进创新，这是一种混合的过程。我们需要未来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以人和文化的需要为向导，通过各种方式来让学生思考我们过去的文化和传统，并在现代的环境下来审视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大学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大学的作用在于促使我们必须考虑文化的本质所在，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传承和创新在当今的文化下都能发挥作用，我们不是要用两分法，传承和创新不是二选一的问题，两者是可以并存、结合的。 吴朝晖（浙江大学校长）：把大学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摆在新的发展时代来讲会更有意义，具体而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至少要回应三方面内容：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回应国家发展的需求、回应全球发展的需求。 社会大变革、经济大转型的时代一定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比如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对中国来讲先秦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以及宋明的礼学，这些时代都是中国五千年发展过程中文化大繁荣的时代，现在我们要积极回应新时代的需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创新和方法创新，来使得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时代发展相适合，与现代的社会发展相适合，特别是让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上许多多彩的文化一起，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引。我们看到，在积极回应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生态、外交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这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重要的内容和最大的资源。回应全球的发展，是在比较和分析各国的文化以及世界前人文化当中兼收并蓄，围绕全球发展的主题，来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价值的新的内涵，以更高的情怀来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规模与质量 斯蒂芬·杜思齐（剑桥大学校长）：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可以看到高等教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98年汤姆森在剑桥发现了电子，当时上大学的人在英国来说还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当时参与全日制高等教育的人不到2万人，我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只有46所大学，总共在校生是350万人，但现在在英国有接近一半的人都会接受高等教育，在剑桥我们的在校生就有21000人。不仅在英国或者是西方高校，在中国我们也看到高等教育在爆炸式的增长，而且除了在人口方面的压力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剑桥的一位学者曾经感叹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似乎对于过去非常的熟知，对于大学的性质、大学的角色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对此我也是感同身受。 曾经有人说过，我们要想保持不变那我们就要快速的调整，我认为任何当前高校的领导者都应该去积极的对待变化，我们的变化不是为了保持不变，而是让世界变的更好，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变的更好。刘易斯·卡罗尔卡曾经写到红心女王对爱丽丝说我们要以双倍的速度奔跑才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中国政府推出了“双一流”计划，彰显了中国政府加速发展大学的数量同时也重视高等教育质量这样一个目标。从英国自身经验来看，我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要小心，不要去过度干涉高校的发展，要保持高校的创新性。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有800年的历史，但是剑桥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府，不是因为历史，而是因为持续变革，不断创新。 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今天，知识产生和传播的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在变，社会对人的需求也在变，这是大的趋势，大学必须对此作出回应。现在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逐年增长，不仅去读研究生，而且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学生开始选择到国外去读本科，一些非常顶尖的中学有接近50%的学生不参加国内的高考直接出国留学，这实际上对中国的大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中国虽然有很多不错的学校，但也有很多不是太好的学校，可不管它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学生当然都要去挤到最好的学校里，如此要让老百姓满意，我们的高等教育就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不能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这是中国大学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要想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我们必须想办法走教育多样化、提高教育质量这样一条道路。 罗伯特·季默（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在推动学校建设方面一直非常重视智慧碰撞。虽然各国的高校体系不同，反映了各个国家的文化不同，但是这种智慧碰撞应该是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大学里，中国的大学也在智慧碰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并且为社会、为全球作出了贡献。智慧碰撞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理解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假设，不同的做法，这就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能够鼓励不同角度的观点提供不同的证据，提供不同的认识，有的时候甚至是相互挑战、相互提出质疑、相互争论，与此同时，双方既理解彼此的优势劣势，也理解各自的问题和特长。芝加哥大学非常注重为智慧碰撞创造条件，这是我们能够产生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功秘诀之一。这一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即大学要重视智慧碰撞，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很难造就一所伟大的大学。 来源：《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15日 13版） 责任编辑：闫国杏[详情]
时间：2018年5月14日 嘉宾：悉尼大学校长 迈克尔•斯宾塞 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悉尼大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前往求学。悉尼大学在高校建设方面有哪些经验？未来将与中国高校开展哪些合作？就相关问题我们采访到了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 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郑亮/摄影） 中国网：斯宾塞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论坛的主题是“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那么请问您怎么看大学在人类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 斯宾塞：我认为大学有两个重要职能。一个职能是保存历史，确保学生们和学者们了解历史以及过去那些了不起的传统，这不仅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还包括全世界各种文化。第二个职能是不断参与创新、不断挑战思维、不断追求新的办事方式。不管你是学生还是研究人员，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学的职能既包括保存并致敬历史，也包括面向未来的创新。 中国网：请问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什么？高等教育如何能够满足全球化和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需求？ 斯宾塞：我认为高等教育其实就是上述这两个职能，那就是保存我们的文化，同时也进行面向未来的创新。从这一点来说，它所做的就是创造新的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它在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它具有各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所以我认为，了解什么在变化、什么不在变化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在数字领域，我们的一些教学方式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用上这些新技术了。但是，学生与真实的人、学生与教授的互动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只有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这种沟通当中才能实现思想的交换。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时代，让大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人们可以增进了解，在未来的领导者之间架设桥梁。我们需要在本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之间建立起人文联系，因此跨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悉尼大学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渊源。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研究人员在这边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展射电天文学项目，在那之后也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学术界的合作。这一交流对我们大学来说非常重要。 中国网：作为悉尼大学校长，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斯宾塞：我日常所做的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工作，主要是制定我们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战略，并确保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拥有必要的条件去从事他们的教育和研究活动。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我所管理的这个机构拥有67000名学生和10000名教职员工，而且人员流动率相当高。 中国网：您在任内执行了哪些具体的战略规划去推动悉尼大学成为澳大利亚乃至全球的顶尖大学？ 斯宾塞：我们一直致力于不仅回答学者们相互之间所问的问题，还回答社会所提出的问题，确保我们的研究与澳大利亚以及本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相关，并参与其中。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多学科研究”。我们已经向多学科研究的新领域投入巨资。譬如，我们有一个7亿美元的研究肥胖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思索如何战胜这些重大问题，这涉及到了从哲学家到生理学家和医生的各类人群。多学科研究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 我们还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改革了本科教育，尤其是开始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思考我们的毕业生需要哪些素质才能成为操作机器的人而不是被机器取代的人。我认为重点在于培养人才，在于确保你拥有最好的研究和最好的学生，在于确保这些人享有蓬勃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物质条件，即他们做研究时所需要的设备，但也有一部分是社会和学术条件，比如他们探索创意时所需要的自由，同时还有使他们能够有效合作的结构体系。 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郑亮/摄影） 中国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悉尼大学学习，您对他们的表现有何看法？他们给悉尼大学带去了哪些特色？ 斯宾塞：我们学校有来自120个国家的学生。正如你刚才所说，其中有大量中国学生。他们来自中国各个地区，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我记得自己曾经见过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年轻女性，她家乡全村人一起供她上大学。所以说，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学生，他们展现了不同的能力、经历和背景。对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学生来说，了解中国非常重要，而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这点也非常重要。悉尼大学正是一个推动相互了解的绝佳场所。 中国网：悉尼大学下一步会采取哪些措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乃至全球的年轻人才？ 斯宾塞：悉尼大学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广自己的工作。正如我刚才所说，目前我们有来自大概120个国家的学生。我们现在特别渴望扩充印度学生的人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我们希望能够反映出这一点。 中国网：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斯宾塞：我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在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极力追求卓越。而这并不容易，因为卓越并非只有一个衡量标准。成为卓越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但对于我们大学来说，“卓越”意味着开展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尖端的研究，确保我们的教育产品总是在督促学生做到更好。 排名是有用的，我们大学总是排在世界大学的前0.5%之列，这样的事实让我们感到骄傲。但排名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可能会告诉我们，全世界有着单一的大学模式。而事实上，大学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层文化扎根的地方。比如说，就中国大学而言，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中文刊物可能相当重要，但在排名时却没有被考虑在内，中国大学因此而遭受损失。我们认为排名是有用的，是重要的，也是有帮助的，但排名并不是全部。每所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含义都需要有自己的理解。 中国网：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您对此有何看法？ 斯宾塞：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的大学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设置了大学这个领域的议程。我想，在接下来100年里，随着中国大学的发展，我们将会非常兴奋地目睹它们做出巨大而独特的贡献，并以此推动全世界对大学的认识和构想。 中国网：中国提出了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计划，您对这一计划有何看法？ 斯宾塞：我认为这是个很有远见的计划。中国政府认识到了教育投资的重要性，让教育真正成为整个国家的首要战略，真是了不起。 中国网：悉尼大学日后会怎样与中国大学展开合作？ 斯宾塞：我们有250多位研究人员研究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们每年发表1000多篇与中国作者合著的文章，我们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目前，我们正在与一些战略合作伙伴建立特定关系，并与对应的大学建立长期的社会和学术资本。这不仅仅是特定学科的合作，而是整所大学的合作。我想，在眼下这个时代，有幸生活在西太平洋地区真是令人心潮澎湃。全球的未来有很大一部分都将取决于这个地区的发展。能够与我们的中国同事展开合作，共同思索我们的未来，这真是令人兴奋。 中国网：斯宾塞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斯宾塞：谢谢。 （本期人员——责编/记者/文字：杭舟；摄像：王一辰；后期：刘凯；摄影：郑亮；主编：郑海滨） 责任编辑：闫国杏[详情]
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大学在传承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岸高校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有哪些责任？未来两岸高校还有哪些合作机会？我们采访到了政治大学校长周行一，他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政治大学校长周行一 （郑亮/摄影） 中国网：周校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全球校长论坛的主题是“变与不变——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您认为大学在人类文明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周行一：我觉得这个主题“变与不变”定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大学的价值有很多是不能改变的，可是随着世界的变化，大学如果不变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把它原来的价值彰显得更好。大学的价值主要是在协助社会和世界的进步，这个进步就展现在文明上面，所以，几乎每个伟大的国家都有伟大的大学。大学为了达成这个使命，就必须要经过教育、经过研究。研究跟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有好的研究，我们就可以把更好的内容和知识教给我们的学生。学生也必须要学习怎样做研究，在一生当中他们都必须要自己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可以变成更好的人，能够对社会和世界做更多的贡献，所以我想这是不变的。 但是世界在改变。比如我们今天在这个论坛里都看到了，大家都在谈科技怎样影响这个世界。如果今天我们的大学不理解科技对教育的影响，不理解科技对人类的影响，不理解尽管科技有好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怎样应对它就会有问题。所以，大学必须要去思考这些改变，从而改变自己，才能够达成我们刚刚讲的“不变的使命”，那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网：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科技进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您认为大学应该怎样满足这些新的要求？ 周行一：我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在现在新的科技环境里，可能不是像以前那样把很多的知识教给我们学生。学生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因为科技变化太快了，这些知识很快就过时了，所以，比较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去学。大学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怎样利用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让他们）去学习将来怎样自己去学。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学生必须要学习怎样利用新科技来学习，这是现在大学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怎样把新科技带入校园，让学生理解新科技对他的学习有怎样的影响，同时在他的学习中怎样利用新科技，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中国网：您认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什么？ 周行一：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还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应当要教育一批人，这些人将来可以让社会、让世界更进步。这种进步展现在我们的文明里，这个宗旨不会改变。问题是随着世界的变化，随着科技的改变，大学的使命如果要达成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改变自己。 您也知道一个组织经过了这么多年，像我们政大91年，北京大学120年，这么久远的一个组织怎样调整它的组织里的内容，能让里面的教师、行政同仁改变，来应对新的教育的挑战，它有它困难的地方。因为人在组织里大家都必须要互相讨论、互相沟通，产生共识后才会有改变。 中国网：这些新的变化对校长的工作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周行一：对校长来讲这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校长必须要让我们的组织赶快去变。可是刚刚提到了，组织里的人和它的结构、它的规定有时候变化没有这么快。所以怎样让组织很快地改变，现在是校长最大的挑战。我们怎样把一个非常静态的组织变成动态的，而在一个动态的改变中，又可以给老师和学生们一个好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校长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中国网：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大学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传承文化，那么两岸大学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周行一：其实政治大学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在我们的领域里，有很多领域都和传统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我们有文学院，里面有中国文学、哲学、宗教等等不同的领域，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人的思维和他的行为都是跟文化不可分的。这个文化就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会有怎样的行为。 我们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在政大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里，当然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举个例子，我们老师也研究怎样做商业管理，在商业管理里面，虽然我们学了西方的这种理论，也学习了西方的这种时政研究方法，但是我们做管理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离开中华文化的影响，怎样去思考，在一个不同的文化里它的管理可以更有效率，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社会科学也是一样。政大非常关心人类面临的新的问题，我们很多的研究都是和联合国提到的永续发展的议题有关。这些议题对老师来讲是一种自然的结合，但当我们谈到这种议题的时候，我们显然是在文化的内涵里面，在它的影响之下去谈的。比如说道德，比如说贫富差距的问题，比如说怎样照顾老年人，比如说少子化的问题，这些都一定要和文化结合在一起。 政治大学校长周行一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专访。（郑亮/摄影） 中国网：政治大学在吸引人才和走向国际化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周行一：我们学校现在非常重视，老师也有共识。我们在全球找人才的时候，如果是老师的话，我们就不会局限是华人了。他不需要能够懂中文，他可以是个外国人，这个在学校里是蛮有共识的。因为你要找到最好的老师，你就不要太关心他懂不懂中文这件事情。我们也相信不同的人到学校里面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刺激，和我们的老师们互相研究和互相学习之后，会产生非常多新的东西，这是未来大学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 学生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也在大量招收外籍学生，这些学生从全球各地到政治大学来念书，我们现在比较大的挑战是怎样让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环境国际化。所以，现在政大也设立了一个国际学院，国际学院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平台，使得外籍教师和学生可以很容易地在政大待下来，能够安身立命。相对的，其他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很容易在这个平台上和外籍生接触，甚至利用这个平台走到世界去，这是政大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其实今天我在整个论坛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其实大家都关心科技，这个是应当的，因为科技对人的影响很大。可是政大刚好是一所人文社会科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怎样在一个新科技环境当中，能够导引这个世界去改变，让科技变成是好的，而不是说除了带来好的（影响）以外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我觉得政大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在这种责任和使命之下，我们吸引了很多外籍生和很多学生来念书，因为他们也深深地感觉到科技不可能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很多问题还是要回到人，还是要回到您刚才提到的文化，这些才是真正能够解决科技的问题的根源。所以，我们现在政大有很好的优势。 中国网：不只是有很多国外学生在政大念书，包括很多陆生目前也在政大学习，请问您如何看待他们在政大的学习表现，他们给政大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周行一：每次陆生来的时候，我都会和他们见面。我常常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陆生就是政大的学生，你们将来拿到的学位就是政大的学位，将来毕业就是政大的校友。所以，陆生在政大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和我们的学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经常给他们同样的照顾，也鼓励他们将来能够做我们所有学生能够做的事情。 为了帮助陆生能够来我们这边念书，我们另外还有募款，提供陆生奖学金，尤其在博士班的部分我们现在有提供陆生奖学金，我们也有很多的硕士生来政大念硕士学位。本科生我们现在按照政府的规定是可以收5名，我们很欢迎。还有很多的交换生到政大来念书，他们每次来都非常的喜欢。 其实给我们同学有机会和陆生多接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基本上同文同种，在很多地方比如交流上面是非常容易的。其实大陆有很多的机会，台湾有很多的机会，两岸的年轻人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在世界上产生新的机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中国网：大陆提出“双一流”高校建设计划，您如何看待这一计划？在您心目中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满足怎样的标准？ 周行一：这个“双一流”的计划，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计划。因为它让大陆的高校在国际竞争上又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对大学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且这次我也感觉到，“双一流”也把地区扩展了。以前有些没有重点高校建设项目的地区这次也有（项目），我觉得这非常有帮助。因为毕竟学术和社会的发展它必须要全面化，如果局限在某一个地区的话，它将来会产生一些问题。 一个好的大学或者一个一流的大学，我认为最主要的它能够向世界证明，就是他的学生对这个世界非常有用。它能够证明这个大学对于人类的进步是有帮助的，这也就牵扯到它是不是可以产生新的知识、新的想法，能够让人家知道其实这个学校在教育和新知识产生、研究方面都非常好。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政大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能够领导思想的大学。当然相对你只有思想好还不行，你必须要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启发社会的事情。 做为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我们不只是自己要有好的想法，还必须让这些想法能够在社会上影响别人，使得他们因为我们新的想法可以进步，所以我们启发社会。可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所以政大也很努力地在做能够影响世界的事情。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经过启发社会以后再形成更好的研究，然后给世界上其他的学者、学校和学生去分享。我觉得如果每个学校能够做到这样，它就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只是每个学校训练的学生对象不同，所以这些学生在不同领域里产生的贡献会不一样，不过它的本质应该是类似的。 中国网：未来两岸高校应该在哪些方面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周行一：其实两岸高校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一是在教育上就可以合作，刚才您提到的学生交换，双方的学生去念学位。我们可以有这种叫做双学位（的项目），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共同指导学生，我觉得非常重要。 还有政大很希望能够和大陆的高校做教师的交换。通过这种交换，（大陆的教师）真的会到学校里来给我们做研究，甚至帮我们学生上上课，我们学生也可以去。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紧密的研究的结合，学校和学校紧密地研究一些我们刚才讲的学校之间都有兴趣的问题。 我想政大现在很有兴趣就是去解决世界的问题，和联合国他们谈到的永续议题非常相关，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做这个。我想大陆的高校对这个也都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合作可以非常多元。政大也很希望把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新的机制，跟产业可以做更多的结合。因为我们觉得产业界其实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大陆高校在这方面也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是不是经过合作，大陆的高校可以跟台湾的产业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跟大陆的产业结合在一起，产生这种好的结果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影响这个世界。 中国网：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学校可以提供哪些经验和建议？ 周行一：其实我每次看到陆生在学校里面念书我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现在比较忙，做校长没办法上课，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都觉得陆生在政大念书的时候，对我们的学生是非常好，因为给我们学生不同的这种刺激。陆生一般来讲感觉很认真，他们就给我们这种刺激，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背景也不同，对我们的学生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很鼓励两岸的学生多交流，我们也很希望将来经过多交流以后，一些法规可以更开放一些，让陆生在台湾念书的时候能够更方便、能够更好地发展。 我想经过多交流，自然地它就会形成一个气氛，所以，交流要一直持续下去。这个气氛好了，那自然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台湾的高校实际上经常都和政府做建议，也是往这方面做建议，我觉得渐渐地应该它就会越来越好。 中国网：谢谢周校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期人员——责编/记者/文字：杭舟；摄像：王一辰；后期：刘凯；摄影：郑亮；主编：郑海滨） 责任编辑：闫国杏[详情]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网《中国访谈》。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对高等教育优秀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那么中国高校如何办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对此我们采访到了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专访。（摄影/郑亮） 中国网：张校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您其实有很多身份的转变，校长、记者、生物学家，您个人更喜欢自己的哪个身份呢？ 张信刚：谢谢！我先是教授生物学工程好几十年，后来做了工学院的院长，后来做了校长。因为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做校长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一个大学不能够只有理工，所以我就开始对人文学科进行推广。当然一边教一边学，我素来对这个是有兴趣的，所以这不叫做转变，是一个演化。我没有变，我还是工程师，但是逐渐拓广了一点，（发生了）演变。我也很愿意有这么一个机会，这是难得的机会。 中国网：5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的时候说到，“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那您个人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 张信刚：这句话是刚说的，这是第一次从你这里听说，但是据我理解，这当然是事实。比如说我能够想到的，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英国人因为强大了，占有印度，于是英国学者有机会到印度去考察不同的语言，才发现了现在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印欧语系。如果不是英国强大的话，英国学者再聪明，再能干，再努力，关在英伦三岛，他是没办法发现整个印欧语系的。现在印欧语系从孟加拉湾一直到爱尔兰，好几十个国家讲的话基本是一个语系的，也就是在六七千年前是一样的。那都是因为英国强大，英国的学术才容易强大。 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术界的人，或者从事教育的人，或者（开展）学术工作的人，应该也反过来想，因为学术进步了，国家因为学术的进步，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发展，国家才会一流。所以不能说自己等着，国家强了我才把学术做好，应该反过来说，我们把学术做好了，该做的做好了，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就会发达，国家就会强大。 中国网：您之前也评价过一些世界机构，比如说《泰晤士时报》增刊对世界大学的排名。您说虽然他们有严肃的态度，但其实这样的排名也存在天然的歧视。您认为评判一所大学的好坏又是什么样的标准？ 张信刚：我过去曾经说过，因为他们找的评判员多半是英语世界来的，也不是说有意地偏心，但是他比较熟悉的是英语世界的学校。因此说英语的学校稍微占点便宜，包括在香港的几所院校，就是我自己做大学校长的学校都受到了影响。至于说怎么样才好呢？短期的一年一年地评，这个很难，恐怕是要由学术交流的人，由不同的教授们自己去评。这比他用一个硬的指标，比方说你有多少预算，你有多少研究生，研究生跟老师的比例是多少，这些硬的指标固然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长期一点讲，我很坚信一个事情，就是毕业生的成就。你这个学校不管是学士的、硕士的、博士的毕业生，加起来经过五六十年的阶段，能够对自己的社会，为整个人类的社会做出来新的贡献，知识方面、事业方面等等。这个方面多的、占比例高的，比方说毕业了三千人，其中一千人都能够有杰出的成就，那这个学校就是一流。 中国网：在这样的标准下，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是否还存在差距？如果有的话，差距又是什么？ 张信刚：现在不用我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同意，现在世界最强的大学应该是属于英语国家的几个大学，比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差距是一定有的，至于说有多少差距，这个也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我们假如相信在科学方面偏见比较少一点，科学方面比较客观一点，那以你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来算的话，那中国人所得到的奖项比这些国家，或者比我们的邻国日本，甚至比我们的邻国印度都要少，也就是说总体的贡献还不够，需要我们加把劲的。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摄影/郑亮） 中国网：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各大高校都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契机呢？ 张信刚：那要看学校在哪里。如果是在所谓的“一带一路”区域，我相信由于不同的国家都愿意合作，合作的意愿就会增高。大学本来就应该互相联合的。且不讲现在的“一带一路”，古时候的丝绸之路，名为丝绸之路，是贩卖丝绸进行贸易的，事实上从丝绸之路上过来的思想、文化更重要。比如说中国的佛教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今天的蒙古文和满文也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中国的很多过去的技术，凿井的技术、冶铁的技术又传到西边去了，何况我们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因此文化的交流，是丝绸之路或者是伴随着贸易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人心相通，文化交流应该是“一带一路”应有之意，并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网：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国高校和“一带一路”区域大学会有怎样更近一步的合作？ 张信刚：自从有了“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不同的国家也经常开会，“一带一路”的论坛也在中国举行，也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举行。上网查的话，“一带一路”这四个字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字。因此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中国的大学，包括其他国家的大学，比方说哈萨克斯坦、缅甸这些和中国比较接近的邻国，他们也会有意愿，把他们相交的网络扩展出来。因此大家的合作会更容易，大家在互换信息、互换人才方面更为容易。 中国网：您觉得要更加注重对学生哪些方面的培养呢？ 张信刚：从对中国来讲，当务之急是要培养更多的了解“一带一路”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说实话，我们中国过去的教科书也好，学校科系的设置也好，对于欧洲的小国家都有系，但是对亚洲和非洲的大国家都没有系，语言也不会，所以首先是对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认识。这个对中国院校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了，比如说非洲东部那几个国家的语言，比如斯瓦西里语，中国真正懂斯瓦西里语的人很少的。 中国网：您认为当代的从教者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 张信刚：为人师表这个事情是很大的。过去讲孔子是为人师表，当然大家都知道常常引述的，韩愈《师说》里有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我的理解应该是帮助学生建立一定的世界观，授业就是帮助学生取得一定的谋生技能，解惑就是帮助学生解答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间所发生的问题。这三个，传道、授业、解惑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老师的品德必然就高于学生。韩愈也说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师说》里面另外一句话，因此我不觉得为人师表必然是老师超过学生。假如说老师的品德一定高过学生的话，那不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是在往下降吗，一代不如一代吗？所以我不是这样认为，但是基本上一个老师应该有他的责任心，有他的专业知识，还有他对学生的爱护，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年龄的差别，老师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都比较多，所以老师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是同时的。 中国网：非常感谢张校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杭舟；记者：唐靖初；摄像/后期：董超；摄影：郑亮；主编：郑海滨）[详情]
导语：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埃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就任开罗大学校长前，曾担任埃及驻沙特埃及文化参赞，开罗大学副校长，开罗大学语言与翻译中心主任。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热衷于写作，1982年开始至今已出版42本著作，“我以前是思考和写作，当校长后，转变成思考与管理”。5月4-5日，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代表开罗大学出席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双一流建设国际论坛暨北京论坛”以及“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校长年会”，新浪对其进行了专访。 新浪：据我知道，开罗大学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开罗大学有很多知名的校友，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马哈富兹，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开罗大学所推崇的办学理念是什么，以致能培养出如此多政界文化界的杰出校友？ 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开罗大学一直重视沿用优秀的教学方法，从古至今，一直如此。我们推崇批判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考试考察的不仅是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能力，也注重考察学生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前些天开罗一家著名媒体《第七天》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是“埃及的复兴从开罗大学开始”，无论是埃及政府还是社会个人都认为，开罗大学在埃及的文明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浪：谈到埃及的发展与变革，您觉得开罗大学100年的历史在埃及整个文明进程中发挥了什么具体作用？ 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从文化层面来说，开罗大学对埃及的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埃及几乎所有的文化项目都是从开罗大学出来的。埃及很多著名作家、演员、媒体人都是从开罗大学毕业的，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他们不仅在开罗、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很大影响力。教育层面来说，开罗大学是埃及最早建立的大学，之后其他大学的教师基本都是开罗大学的毕业生，继承了开罗大学优秀的教学理念。开罗大学目前有16个专业位列英国QS国际大学排名前500，其中药学与工程学位列101。开罗大学总共有26万学生，向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 新浪：北京大学是中国顶尖高校，在国际人才培养方面非常重视，很多北大同学在校期间有留学海外的机会。开罗大学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学，在国际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具体实践，未来有何计划？ 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上周六开罗大学刚举行了新分校的奠基仪式，这个分校就是专门的国际大学。在北大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我也谈到，未来我们会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水平，毕业生不仅在埃及可以工作，也可以胜任在阿拉伯世界乃至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作。开罗大学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9000位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大概有50位左右。针对不同留学生，我们的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最近我刚刚见到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大使也说到，今年计划给中国学生提供一百个奖学金名额，让中国学生来开罗大学学习。北京大学是中国乃至世界领先大学，开罗大学现在非常重视跟北大一起合作，未来希望在汉语教学、政治学、农业学方面加强与北大的合作。 埃及历史上就是东方和西方的连接点或者说纽带，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纽带。未来我希望开罗大学多往东看，加强与北大、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与合作。 新浪：这次您来北京的主要行程是参加校长论坛，您对北大以及中国的整体感官认识是什么？ 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我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北大，北京大学在教学、人才培养、国际化方面都做得很好。未来，我也希望开罗大学与北京大学有更全面更深入的合作。中国有埃及的一部分灵魂，比如和谐、合作的理念。有些东西把东方人们连接在一起，但说不清楚是什么，中国人民一直给我很温暖的感觉。 新浪：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思想家，能否谈谈你对中东当前局势的看法？ 穆哈穆德·奥斯曼·胡希特：这么多年来中东一直存在很多问题，遇到很多困难，中东地区经济落后，并且还有域外大国的力量，试图把中东搞乱。但是埃及在中东一直扮演着稳定器的角色，比如反恐，埃及是世界上对反恐投入最大的国家。中东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仅对中东地区有好处，对全世界也有好处。中东国家现在必须往东方看，应该避免西方国家的控制。中东资源丰富，比如石油，阿拉伯国家应该意识到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核心资源。埃及作为中东重要国家，应该重视和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合作与联系。 此外，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我希望埃及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密切，升级到全战略层面的合作。我也非常希望中国能帮助埃及反对恐怖主义，中国可以给埃及提供很多想法。埃及是中东地区的稳定器，如果埃及不稳定，或者开始战乱，全中东地区就要开始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说过17世纪埃及是整个世界的中点，连接东西方和整个世界，现在也依然如此。[详情]
原标题：北大校长的道歉信 亲爱的同学们， 很抱歉，在校庆大会的致辞中读错了“鸿鹄”的发音。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熟悉这个词的发音，这次应当是学会了，但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 我想，我的这个错误会使很多同学和朋友失望，觉得作为一个北大校长，不应该文字功底这样差。说实话，我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这次出错是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 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统。我生活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农场，只有几十户人家。现在人们很难想像当时的闭塞状态，农场离县城几十公里，距离虽不能算远，但乘马车要一整天时间。当时不但没有现在发达的互联网，连像样的书都很难找到。最近，我刚出了一本书《校长观念-大学的改革与未来》，其中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几年都没有课本，老师只是让我们背语录和老三篇。十几岁时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书，反复读毛选和当时一本干部培训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教程。我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最初都是通过读毛选和后面的注释得到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当时都读过，中学政治课又学了一遍。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等，这些概念都滚瓜烂熟，也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 我很幸运，77级的高考语文考试作文占了80分，词句和语法只有20分，否则我可能就考不上北大了。我只是在考试前的几天，读了一本语法方面的书，刚刚知道什么是主语和谓语。语法概念不清，上大学之后学英语也多费了很大的劲。 我写这封信，告诉大家这些，并不是想为自己的无知或失误辩护，只是想让你们知道真实的我。你们的校长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有缺点和不足，也会犯错误。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我所有重要讲话，也包括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都是自己写的，其中的内容和思想都是我希望大家了解的。 我是会努力的，但我还是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因为文字上的修炼并非一日之功。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恐怕也很难短时间内，在文字水平上有很大的进步了。 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再次致以歉意！ 热爱你们的校长， 林建华 原文由北京大学账号发表在BBS 责任编辑：王颖[详情]
原标题：瞭望访谈|楼宇烈、叶朗等七位学者谈北大 ◆ 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燕园，倾听北大学者对北大过去、当下及未来的思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斌 刘苗苗 魏梦佳 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燕园，倾听北大学者对北大过去、当下及未来的思考。 接受采访的著名教授学者包括 北大哲学系教授 楼宇烈 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 陈堃銶 北大哲学系教授 叶朗 北大燕京学堂院长 袁明教授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教授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陈春花 北大法语系主任、翻译家 董强教授 深深的北大印记 《瞭望》：请谈谈您跟北大的缘分，以及受到了北大怎样的影响？ 楼宇烈：北大一直是我向往的学校。1955年我考入北大哲学系后，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全国最顶级的教授，讲的都是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的学术养成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能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至今我一直非常怀念那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就像父子、朋友。 陈堃銶：我是1953年进的北大，在数学力学系。系里的老师们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很大。他们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淡泊名利又敢为人先。课讲得特别好，很多人默默无闻地钻研，做出成果也不会去到处宣扬，毫无怨言地奉献。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好。我钦佩这些老师，他们为我的为学做人打下了一生的基础。 叶朗：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我非常认同很多北大毕业生说的话：在北大当过学生，一辈子身上都会打上北大的烙印，始终抹不掉。 袁明：我是1962~1966年在北大西语系求学，1979年又回到北大读研究生，那时刚迎来“科学的春天”。老师们为了培养学生，恨不得把家里变成课堂。有了机会老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学生，即便没有机会，老师也会创造机会给学生，那种对青年人爱护有加的精神真的很可贵。今天我们办燕京学堂，也是要从世界各地延揽好老师，培育跨文化人才。虽然办学很有挑战，但一想到前辈们对我们倾注的情感，遇到再大的阻力和困扰，我的心都能静下来，沉着应对。 陈春花：我跟北大的缘分源于我的研究。过去30年我一直专注于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领先”、“有没有可持续性”等问题。这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用全球视野看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有一定契合之处。当国发院向我发出邀请后，我有缘成为一名新北大人。 姚洋：我1982年考入的北大。那时学校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有一股北大的“劲儿”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到了大学三四年级，课程没那么紧张时，没有人懈怠，都在如饥似渴地读书，有点钱都用来买书，读书就是我对大学时光的最深印象。 董强：从北大毕业后，我到法国生活了十多年，2001年回到北大并任教至今。伴随着中国的变化，这十多年北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刚回来时，感觉北大还是在“慢慢走”，现在则是“发力向前跑”了，有一种青春力量在澎湃。很荣幸我赶上这个阶段。 ▲ 2016年7月3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毕业合影 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 《瞭望》：在您眼中，北大走到今天有什么精神特质？ 楼宇烈：我在北大求学、教书、治学已63年。北大的学术氛围相对要宽松活泼得多，对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不要求学生有统一答案。同样听我的课，你可能有这样的体会，他可能有那样的体会，大家互补就好了。 陈堃銶：“选准方向、狂热探索、依靠团队、锲而不舍”是王选的为人和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北大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和奉献精神确实流淌在很多北大人的血液里，他们在学术上不断要求进步，这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120年来，北大在推动国家整个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朗：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的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因为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笼真火不灭。他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因为他欲罢不能——就像一条蚕，它生而为蚕就要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这样一种境界的欲罢不能。 冯先生说的“欲罢不能”，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可以代表北大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这座校园里的很多学者，都有一种强烈的学术渴望、学术热情和学术追求，把学术研究看作自己的精神依托、生命核心，把做学问看作自己的生命所在。 陈春花：大学有个特点，就是永远走在时代潮头。大学不仅仅是个传播知识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能够让有志向有理想的人聚一起，为知识而来、为引领时代而去的场所。北大在学术上充分尊重每个人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自由。辩论和对话在北大一直都有，这就是北大的包容性。辩论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和对话，激发倾听者的智慧，让其找到问题的答案，再落实成行动。这恰是学校和学术的价值。 董强：北大有一种价值判断上的恒定性，根扎得很深，这是一所好大学的根本所在，也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相吻合。建立在现代大学概念之上，吸收时代精华，包括中国最优秀的生源，使它能够在中西比较中相对平衡，使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研究保持一种同步性。如果没有这种同步性，一个大学可能无法在世界立足。 ▲ 董强谈北大的恒定心 培养什么样的人 《瞭望》：育人是大学的重要使命，您认为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袁明：我很认同林建华校长提出的，要把北大建成一所“伟大的学校”。对“伟大的学校”的追求永远没有止境。跨文化交流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新探索。比如我们燕京学堂的定位是“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我们用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希望培养更多在国际上能够理解中国的人才，和中国携手做一篇推动人类进步的大文章。 姚洋：我觉得北大就是要培养思想家和科学家，文科要以培养思想家为己任，理科要以培养科学家为己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族，在实现了全面小康后，注定要在思想文化方面起引领作用。北大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现在和将来也应该继续保持这种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接地气”，北大教育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会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到中国最穷的地方，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让他们了解中国的问题，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中国的关怀，成为能把理想照进中国现实的人。 董强：成功的人才培养不是灌输学生多少知识，也不是让学生进入什么学校读书，拿什么文凭，而是教给学生应对未来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但是这种能力不是纯粹能教会的，它需要土壤和氛围，需要师生之间共同探索的机制，以及国家之间的深入交流。 人文精神的价值 《瞭望》：对我国高等教育有哪些期望？ 楼宇烈：教育中，老师的角色是传“为人之道”、授“为学之方”。传“为人之道”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有所弱化。坚守它，需要更加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方向。 缺少人文科学的观照，自然科学及人类的迅猛发展可能会迷失方向，环境可能遭到毁灭性破坏。遗憾的是，100多年来人们只把科技发展看成人文力量的创造与体现，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发展方向。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自然科学要有人文的指导和引领，说明大家期待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对北大的期望，就是把人文精神提到最首要的位置。 叶朗：20世纪的北大，在国内率先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及民主、科学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我希望，21世纪的北大继续在文化上有所作为，重视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重视在高校和全社会开展美育、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提升精神世界，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袁明：我是做国际研究的，在世界各地走了几十年后发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都在问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共同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都在追求物质化，物质化不断寻找新高度，创造新阶段，最典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但是缺乏对人类精神的关注。这一点上，教育要有所担当。 姚洋：北大要在“出思想”上有所作为，一方面要回归我们文化的根。儒家有很多超前的思想，只是我们还深挖得不够，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总结，是当前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发展这个伟大的机遇，把我们积累下的很多素材抽象成理论，改变以前只是别人设定议题、我们跟在后面修修补补的局面。经过前30年的积累，中国的学术条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应该到了转化成果的阶段。北大人要率先垂范。 董强：教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个好学校、好老师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现在社会整体氛围比较急功近利，我希望北大在引导好的教育氛围上发挥榜样作用。高校发展不在于仅看重一些指标，也不在于追求“大而全”，而在于所做的是不是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 青年就是未来 《瞭望》：五四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想对青年说的话？ 楼宇烈：现在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得多，当然也有欠缺。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很少埋怨，觉得都是人生经历。就拿做学问来说，人生只有尝够百味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才能够真正做出学问来。所以人不仅要读书本上的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活的书。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 陈堃銶：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我们的知识分子，都要有定力，要保持气节和风骨，要沉下心，不要随波逐流。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同时要坚持传统：一是爱国奉献，一是学术严谨，出发点是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跟国外还有差距，希望北大能多培养出优秀的领军人才，踏踏实实把学科建设好，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向往之地。 陈春花：现在的年轻人太厉害了，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我必须说一句，你要耐得住寂寞，要给自己时间成长。反过来，我也希望社会对年轻人宽容一点，给他们时间，不要太快打标签，不要太快下结论。如果把时间放长一点，会发现每一代都在承担每一代的使命，每一代都在创造每一代的奇迹。LW 刊于《瞭望》2018年第18期 责任编辑：王颖[详情]
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校庆。当日，北大邱德拔体育馆群贤毕至，老少校友咸集，千名师生参加校庆纪念活动。 到场的最年长的校友为西南联大1943级学生李忠，今年已经99岁高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以及物理学院教授陈佳洱等北大知名教授作为颁奖嘉宾，为10名学生授予“学生五四奖章”。 北大校长林建华发表了题为《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的演讲。他强调北大的核心使命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立德树人，构建通识教育体系。。。。。努力使学生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也来到现场，向北京大学和全体师生、校友表达了诚挚的问候。 从海内外回到北大的1953级校友陈堃銶、1962级校友塔希尔·埃莱兹、1978级校友张益唐、1987级校友李彦宏、2014级校友王亚平等分享了自己在北大求学的经历，向母校表达了最深沉的热爱和祝愿。 中国青年报 李隽辉 摄影报道 5月4日，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99岁的北大校友李忠从座位上缓缓站起致意时，全场爆发出掌声。李忠为西南联大1943级学生，是这次大会中年纪最大的校友。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北大1977级毕业生林建华发表讲话。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今年88岁的北京大学经济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他曾在1996-199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北大1987级校友、百度CEO李彦宏。日前，他向北京大学捐赠6.6亿元人民币（含部分等值资产），联合成立“北大百度基金”，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探索。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北大校友、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的英雄航天员王亚平（中）。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院士张恭庆、院士王阳元（前排从左至右）。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北大1980级校友俞敏洪（中）参加校庆活动。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陈至立、何鲁丽、王汉斌（左至右）起立唱国歌。 5月4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右一）在北大校庆纪念活动结束后离开。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开始前，泰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中）与彭佩云交流。1991年，诗琳通公主作为中华文化研究项目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研究，被北大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右一）在大会开始前与来宾交流。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左）与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大会开始前交谈。 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文艺演出中，参加活动的北大校友打开手机闪光灯与台上互动。 [详情]
2018年5月4日上午，北京大学在邱德拔体育馆召开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各级领导、国内外嘉宾、长期关心支持北大的社会各界代表、国内外高校代表、海内外校友代表和在校师生隆重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大会现场 上午9时，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早已成为欢乐和喜庆的海洋。音乐环绕，灯光闪耀，校庆版《牡丹亭》、中外留学生合唱《四海一家》、在校生和老教授同唱《青春大概》等节目点燃了燕园生日的喜庆氛围。 校庆版《牡丹亭》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泰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应邀出席大会。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原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陈至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韩启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家瑞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大会。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16所国际著名大学的校长，130多所中国大学的校长，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代表，学校老领导，各地校友代表，师生员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 纪念大会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主持。 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上午10时，浑厚响亮的钟声里，郝平宣布大会正式开幕。 郝平介绍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北大的情况。5月2日，在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莅临北大考察，与师生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祝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并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节日的问候。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北大近年来改革发展的成就。习近平指出，北大继承光荣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成果丰硕，“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令人欣慰。习近平对一代代北大人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和奋斗品格给予高度评价。习近平深情地谈道，1981年，北大学子在燕园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今天我们仍要喊响这个口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场外欢送的青年学生再次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表达了新的北大青年争做圆梦人的信心和决心，这也是几代北大人的心声。 郝平致辞 郝平强调，习近平的莅临和重要讲话，为北京大学开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征程指明了方向。全体北大师生员工将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执着的努力，力争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郝平宣读了北大校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给母校的贺信： 值此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谨致问候。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作为北大七七级学生，我曾在这里学习多年，可谓终生受益。请转达我对母校师生的问候。 李克强 2018年5月3日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指出，5月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北京大学考察。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北大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近年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取得的突出成绩。李克强总理发来贺信，饱含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大学的关心关怀，体现了对高等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她代表教育部提出五点希望：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5月2日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把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同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写好学校改革发展奋进之笔；要高举旗帜、把准航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要牢记根本、立德树人，坚定不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要不拘一格、汇聚英才，坚定不移地建设一流教师队伍；要强化治理、重心下移，坚定不移增强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 林蕙青致辞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林克庆表示，近年来，北京大学立足北京、服务北京、融入北京，积极参与“三城一区”建设，参与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首都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林克庆希望，北大站在120周年校庆的全新起点上，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融入到办学思想中，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完善师德师风的建设机制，推动首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担负起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责任，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挺立时代潮头的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表示，北京市委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北京大学的发展。 林克庆致辞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以“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为题发表演讲。他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大的情况。他表示，总书记明确提出对中国大学发展的三点期望，也对北大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林建华强调，我们的新时代青年，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林建华指出，北京大学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探求民族的未来为己任。120年来，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着建校时的初心和办学的使命，坚守着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庄严承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不避艰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虚心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和北大实际，全力推进学校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成就。 林建华表示，北大把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作为核心使命，积极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把学术队伍作为核心，积极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氛围，着力聚集最有潜力的学者，努力产生更多能够推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不断增强院系自主权和发展活力。今天的北大，已经聚集和培育了一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师队伍，已经成为一所在很多学术领域处于国际前沿、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对未来更有信心、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校。 林建华致辞 林建华表示，120年光阴，转瞬即逝，一直以来，北大从未忘怀肩上担负的家国责任，始终坚守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以敢为天下先和大无畏的反思与批判精神，激励自己不惧艰险、砥砺前行。这种精神和价值理念，已深深根植在北大人的灵魂深处，时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举止言行。 林建华指出，北京大学现在处于第二个甲子的终点上，也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起点上。北大人前面还有漫长而艰辛的征程，还需要厚植学术积淀，累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这样一个“以未来决定现在”的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要面向未来，在价值层面建立共识与确信，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勇敢地去迎接未来的挑战；要建构多样化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非凡的学习和成长体验；要以更宽的视野，与全球学者合作，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读懂世界；要向世界其他优秀大学学习，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探寻中国大学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 林建华说，今天的北大就像是一座桥，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作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作为“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的北大，一定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迎接挑战，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林建华向伴随北大成长的一代代教职员工，成就北大辉煌的千千万万北大校友，一直关心和支持北大的各界朋友，在校的4万多北大学生等表示感谢。林建华号召，向用心血铸就今日之北大的先贤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林建华强调，北京大学有决心和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守正创新，把北大建设好、发展好，真正使北大成为世人向往和敬仰的伟大学术殿堂。 大会现场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高度评价了北京大学在过去的两个甲子中取得的成绩，以及对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表示，耶鲁大学和北大渊源颇深，北大原校长马寅初曾在耶鲁游学并取得学位，两校有相似的历史，在多个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耶鲁和北大都致力于培养关注社会、解决全人类问题的未来领袖，他们将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他强调，北京大学为人类福祉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相信北大人未来将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苏必德致辞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回顾了北大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的历史，与清华志同道合、砥砺同行的岁月。他表示，100多年来，北大为推动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与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两校师生在学习和工作中紧密交流，结下深厚情谊。他指出，大学的发展关乎历史，关乎现在，更关乎未来，在当今这个创新变革加速、经济全球、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人类将心安何处，需要思考如何构建人类共同的家园。育人弘道双甲子，牢记使命，其命维新。他表示，相信“常为新”的北大一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邱勇致辞 大会还举行了北京大学第十一届“学生五·四奖章”颁奖仪式。城市与环境学院王恩涌教授、医学部韩济生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元方教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杨芙清教授、物理学院陈佳洱教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王阳元教授、数学科学学院张恭庆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等往届“蔡元培奖”获得者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4级本科生朱嘉迪、基础医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王麟、物理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韩猛、教育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李晓丹、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14级本科生柳晗宇、第四临床医学院长学制博士阶段研究生郑汉龙、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李梓维、第三临床医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史尉利、生命科学学院2014级本科生魏静怡等获奖学生颁奖。“学生五·四奖章”是北大学生的个人最高荣誉，设立于1997年6月，每两年评选一次，迄今为止共有103位北大学子获得这一荣誉。 颁奖嘉宾等与获奖学生合影 在随后的“校友心语”环节中，1953级校友陈堃銶、1962级校友塔希尔·埃莱兹、1978级校友张益唐、1987级校友李彦宏、1995级校友刘正琛、2004级校友李金柏、2014级校友王亚平等回顾了自己在北大求学的经历，向母校表达了最深沉的热爱和祝愿，他们祝福北大不断创新、引领未来，培养出更多的领军人物。“我爱北大，生日快乐！”是他们的共同心语。 校友分享心语 在全体合唱《燕园情》的歌声中，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胜利落幕。（文/新闻网记者 高雷 齐华瑞） 责任编辑：王颖[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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